《好大王碑》全称《高句丽广开土境平安好大王陵碑》，又称《广开大王陵碑》。该碑是我国现存的最大的石碑之一，是高句丽王朝的长寿王为铭记其父永乐太王的功绩而立。碑文记叙了永乐大王当政征讨稗丽、攻百济、救新罗，伐夫余、败倭寇的赫赫战功。该碑立于好太王陵寝东侧。因永乐大王死后谥为“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故又称其为《好大王碑》。碑文为方严厚重的隶书 , 也保留部分篆书和楷书，形成一种方方正正的书法风格 , 是我国书法由隶入楷的重要例证之一，被称为“隶楷过渡的活化石”。

当代书法大家言恭达以意临《好大王碑》的创作，完成了一场与魏晋隶书巅峰的对话。其起笔多取篆法藏锋逆入，笔锋如锥画沙般切入纸面，既保留了《好大王碑》方笔峻削的典型特征，又融入了金文圆劲浑厚的笔意，使每一根线条都如青铜铸器般，兼具硬度与温度。

行笔过程中“涩笔”的运用堪称神来之笔。他借鉴篆书“屋漏痕”的笔法原理，让笔锋在行进中与纸面形成微妙的对抗，线条中段常现“飞白”，如老树枯藤般遒劲盘曲。这种处理既不同于《好大王碑》原刻的刀刻刚性，也区别于后世书家的刻意柔化，而是以“人为的自然”再现了碑刻历经风化后的苍古意趣。

收笔处则方圆互见，短画取方势如刀削斧劈，长捺则以篆法紧收，顺势出锋如剑指苍穹，将《好大王碑》方中寓圆的笔法特征转化为更具节奏感的笔墨韵律。这种篆隶融合的笔法体系，实则是对隶书演变轨迹的精准把握。言先生以篆法为骨，不仅还原了这种文字演变的历史轨迹，更以篆书的中锋用笔强化了线条的立体感。使原本平面的刻石文字在笔墨中获得了三维的空间生命力。

《好大王碑》的结体以方峻沉雄著称，字势如古松拔地，疏密对比极具金石之趣。言恭达的意临并未刻意复刻这种字形，而是抓住“方圆聚散”的核心规律，进行创造性转化。他在八尺的宏阔空间中将单字结体的“小开合”与十六条屏的“大开合”相呼应，构建出层次丰富的视觉节奏。

单字处理上，保留了《好大王碑》外方内圆的结体特征，但强化了疏密对比的戏剧性。如“好”字左部紧凑如握拳，右部“子”旁则舒展如伸臂，每一笔中聚锋落笔、提锋涩行，形成重若崩云的视觉焦点。这种处理既延续了碑刻的雄强意趣，又融入了行、草书的灵动，使静态的隶书产生动态的叙事感。

此次十六条屏的创作中，墨法的丰富变化成为连接古今的精神纽带。《好大王碑》作为石刻，本无墨色变化，而言恭达以“墨分五色”的笔墨语言，为静态的文字注入了时间的维度，使千余年的历史沧桑在浓淡枯润中流转。

言恭达的八尺十六条屏《好大王碑》意临作品，本质上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他以篆隶融合的笔法体系还原了隶书的历史本真，以方圆相济的结体章法再现了碑刻的雄强意趣，以浓淡润渴的墨法语言注入了当代的审美哲思。在这场对话中，《好大王碑》的古老基因获得了新的生命力，而言恭达的个人风格也在与传统的碰撞中愈发鲜明。这组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技艺的精湛——八尺大幅创作对笔力、控制力的要求极高，十六条屏的章法布局更需全局在胸，更在于它为当代隶书学习提供了临创转换的清晰路径。这正是言恭达用笔墨写下的临创箴言：传统是根，出新是叶，唯有对经典心怀敬畏、对时代保持敏感，书法艺术才能在传承中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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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恭达通临《好大王碑》十六条屏部分欣赏

校对 胡妍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