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离去，已十一载春秋。

四千多个日日夜夜的流转，并未冲淡她在我心中的模样。每每清明，我总要从喧嚣都市返回故里，跪在父母坟前。墓碑冰凉，心底却涌起一股暖流，视线模糊中，仿佛又看见母亲站在老屋门前，手搭凉棚，眺望着村口那条蜿蜒土路，等待儿女们归来。

母亲是世界上最普通的农村妇女，一如家乡田埂边临水而生的节节草，平凡却有着惊人的韧性。人这一生就像这草，一节一节才过到老。而今回想，母亲用她八十七年的人生，为我们编织了一件用爱与坚韧制成的衣裳，针脚细密，足以抵御世间寒冷。

母亲出生在苏北泰兴曲霞九圩村，后来嫁到父亲家的安乐村。她身高一米六五左右，四方脸，笑起来时，眼角皱纹绽开，温暖而质朴。

母亲是一个胸怀宽广又明事理的人。听母亲说，她嫁到安乐村时，父亲已娶过“一房”。那位“一房”在安乐村生活了整整十个年头未有身孕，直到母亲怀上大哥后，“一房”才离开江苏远赴新疆。我无法想象，那十年间，母亲是如何度过每一个清晨与黄昏的。她从未详细讲述过那段岁月，就像她从未抱怨过命运的不公。后来读到“母亲是温暖的、飘着泥土气息的寻常母亲”，我便想起自己的母亲，她将所有的艰难都沉淀在心底，只向我们展示她的坚韧与宽容。

记忆中最刻骨铭心的，是那些与饥饿抗争的岁月。

那是一个秋日中午，母亲从田里扛着锄头回到家，已是饥肠辘辘。她打开藏粮桶，桶底干净得如同水洗过一般。她呆呆地坐了片刻，默默喝了几口凉水，然后仿佛想起什么，伸手从耳朵上取下外婆送的陪嫁小银器——那是她唯一的嫁妆。她大步向外走去，两个多小时后，她带回了几斤米头子，赶紧生火做饭给我们吃。后来我们知道，母亲是跑到广陵镇典当行当了那件小银器。

又是一个秋天，家里彻底断粮。母亲左思右想，决定去黄桥老岸上我的“干妈”家求助。干妈爽快地说：“田里有山芋，随你挖。”母亲如获至宝，挖了两个多小时，装了整整四麻袋。她硬是推着小车，走了三个小时、十六公里的路程，把山芋推回家。到家时，她累得直不起腰，卧床好几天才缓过来。母亲后来轻描淡写地说：“推小车回来的路上摔倒了两次，爬起来擦擦眼泪继续推，因为孩子们等着吃呢。”

而最让我心酸的，是那个炎热的夏夜。母亲打夜场回来，深夜喊醒我们兄弟姐妹五人：“醒醒，我们吃肉了。”她把一块块热腾腾的肉放到我们嘴里。后来我才知道，是村上一户人家的猪死了，大伙儿合计“打火平摊”以减少损失。那一小碗不到十块的肉，母亲都塞进了我们的嘴里，自己和父亲一口都没尝。

母亲的爱，恰如有人所描绘的那般——“母爱是孩童时冬日清晨那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粥，热气驱散了寒冷，一口下去浑身皆暖”。在那些困顿的岁月里，母亲就是靠着一股不服输、不放弃的劲头，如同“拼命三娘”，想方设法让儿女们吃饱肚子。

母亲没上过一天学，一辈子只会写简单的数字，但她的处世智慧让我们受益终身。

记得有一年，学校组织到泰兴杨根思纪念馆扫墓，母亲知道我没什么像样的衣服，就把哥哥的旧衣服仔细缝补后，送到街上染房染了一遍。虽然看起来新了些，但十五公里的路程和大风，还是让衣服上补的线头掉了。回家后，我面露不悦，母亲罕见地严肃起来：“把心思放到学习上，只要不冻着就很好了。”这话我一直记着，它教会我生活要艰苦朴素。

而另一件事，更让我见识了母亲的明理。我初中放学后，想为家里做点事、出点力，就在后院竹林挖“半夏”卖钱。在那个“见五分钱眼里都会发光”的年代，一斤“半夏”能卖几毛钱。可我不慎挖断了几根刚出土的竹笋，父亲发现后满院子追着我打。母亲拦着父亲说：“孩子没有错不能打，都是我们没有能力给他们好的生活。”这句话，如同一道暖流，一直温暖着我，也教会我什么是担当与理解。

母亲常说：“吃亏是福，来到这个世界上不能什么只想着自己。”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她永远吃苦耐劳，厚待别人，凡事都想着多扛一点。

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我参军入伍。离家那天，母亲拉着我的手反复叮嘱：“到部队不要忘记学习、好好干，千万要听部队领导的话。”

几年后，我探亲返队那天早晨，天还没亮，母亲就早早起床烧好早饭。她呆坐在灶膛前，时不时看看时间，又看看我，生怕我耽误了行程。吃完饭后，她和父亲提着“四角灯”，深一脚浅一脚地步行四公里，送我到曲霞与新市交界处的毗卢寺，坐过路车去无锡独立营。车开动了，我回头望去，母亲依然站在原地，身影在晨曦中越来越小，却越来越清晰。

那一刻，我忽然理解了母亲——她把对国家的爱，都放在了对子女的培养教育中。她用最朴素的方式，表达着一位母亲的家国情怀。

母亲的一生，像家乡田野里的老牛，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如今，我时常在梦中见到她——田野劳作的背影、煤油灯下补衣服的情景、站在村口渠道上等待每一个孩子平安归来的模样。

母亲虽不识字，却用一言一行教会我们勤劳、善良与担当。她留给我们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如同“一座灯塔，照亮了我成长的道路”的精神遗产。

杨建明

校对 胡妍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