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梦玮

请客，呈递请柬是仪式，也是请客者对客人的一份郑重 。后来请柬的设计越来越别出心裁，但也逐步程式化了 。质朴无华，是文明早期的特征 。我最喜欢的一份请柬，是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一枚汉简，那也是眼下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请柬 。这枚请柬后来被称为“悬泉浮屠简”，不仅朴素，而且饶有趣味 。材质为松木，文字相对完整清晰 。第一行为大字正文：“少酒薄乐 。弟子谭堂再拜请。”第二行是时间地点的提示，字体较小：“会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制作的时间在公元 51 年—公元 108 年间（据考古学家记载：同一具体地点出土的 128 件汉简中，有 11 件有具体纪年，最早是公元 51 年，最晚是公元 108 年）。这也被认为是敦煌最早的佛教资料。佛教将阴历每月八日、十四日、十五日、二十三日、二十九日、三十日称六斋日 。考古界一种观点认为，这位谭堂是邀请师父到浮屠里参加斋会（那时的斋会可以少喝一点儿？），另一种观点认为他只是备了酒菜邀请自己的师长去吃饭。

“少酒薄乐”，乃人生不易达成的中庸境界；这四字，让我玩味思考，也让我心生欢喜 。东坡说：“人间至味是清欢”，与“少酒薄乐 ”异曲同工。

我相信东坡没有见过这枚汉简 。 至少在把握人生滋味方面，苏轼先生和谭堂先生是暗合。“壶中少酒书为乐，室中无花墨生香”，是好句，但离开酒说酒，撇开花说花香，就有了少许酸味。“薄酒可与忘忧，丑妇可与白头。”（黄庭坚《薄薄酒二章（其一）》）是什么就说什么，有而不多，乃可长久 。我想象：主人谭堂邀请的这位客人，按照约定的时间，西入小浮屠里七门，到了谭堂家中，宾主“少酒薄乐”（实在找不到其他的词替换），也许会谈到刚传入的佛教与儒教的关系 。 言笑晏晏，微醺成就清欢，主客一定都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 因为有这样的回忆，一定有了后续的回请与再请 。如此来来往往，小浮屠里七门成为往还必经之地 。迎着夕阳去，披星戴月回 。乘兴往，恰兴归 。多么美好的路程 。我有时神思恍惚，真想考证一下这浮屠里七门究竟位于何处，我好去走上几个来回。

这枚“悬泉浮屠简 ”作为请柬使用的汉代 ，也是请客风气大变革的时代 。汉乐府《陇西行》描写了一位“健妇 ”在家里待客的真实场景，朴实而有情感：

天上何所有？ 历历种白榆 。桂树夹道生， 青龙对道隅 。 凤凰鸣啾啾，一母将九雏 。顾视世间人， 为乐甚独殊！ 好妇出迎客 ，颜色正敷愉 。 伸腰再拜跪， 问客平安不？ 请客北堂上，坐客毡氍毹。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

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谈笑未及竟，左顾敕中厨。

促令办粗饭，慎莫使稽留。废礼送客出，盈盈府中趋。送客亦不远，足不过门枢。

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健妇持门户，亦胜一丈夫。

汉代还没有严格的男女大防，陇西地区又是民族杂居之地，由此才可能出现女主人出面请客之事 。诗的开头描写请客的环境（主人的家居情景），称得上是一幅美丽的风景画与风俗画 。待客的程序很明晰：女主人微笑问平安，再请上堂，然后上酒，接着上饭，最后是送客 。这些被女主人处理得如行云流水一般 。 当年还是米酒，没有蒸馏技术：糯米酒沉淀后，上面清澈的部分就是清酒；而槽滓未经滤出的糯米酒，呈现出白色，是浊酒，又叫“白酒”。 细心的女主人事先分开了清酒和白酒，随客取用。看客人喝得差不多了，机灵的主人赶紧使眼色让厨房赶紧上饭，否则稽留久了，酒喝高了，难免弄出是非 。客人们只管喝酒，女主人把握局面，她有智慧。“绿水残霞催席散，画楼初月待人归。”（唐 · 万齐融《三日绿潭篇》）这位女主人不一定发出过类似“少酒薄乐 ”的请柬，但一定知道中庸是宾主尽欢的原则 。原来，“少酒薄乐”不仅关系客人，也牵涉主人：客走主人安，客人的家中人也盼着作客之人早些归来。

民间人家正式宴请，当属嫁娶生丧等场合。汉代商业还没发展，商务宴请应该很少 。据专家考证，先秦时期，人们并不把结婚当作喜事，所以也不庆贺 。汉代某些时段，法律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因为有法律撑腰，有些地方官为了显示自己的官威，甚至会出面干涉婚宴浮华的吃喝之风 。也许是没有酒的缘故，尽管结婚的程序、礼仪非常繁杂，但婚礼的场面却很冷清。

改变这种状况的是汉宣帝 。据《汉书 ·宣帝纪》，汉宣帝认为禁止民间办婚宴，太不接地气了，于是发布官宣：“夫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之会，所以行礼乐也 。今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 。 由是废乡党之礼，令民亡所乐，非所以导民也。”皇帝发话 ，而且给出了冠冕堂皇的理由：酒宴也是行礼乐的方式，民间婚宴就热热闹闹地办了起来。“今宾昏酒食，接连相因。”（桓宽《盐铁论 · 散不足》）结婚的人家，好像有了酒宴，才有了喜气。

汉代人请客吃饭，酒菜逐渐有了规式，所谓“觞酒豆肉 ”（桓宽《盐铁论 · 褒贤》），一尊酒，一盘肉 。整不了肉的贫寒家庭，也争取打点野味招待客人。《汉书 · 董仲舒传》记载，长安的水池中有不少青蛙，“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穷人家是把青蛙当作鱼来吃的 。拿青蛙当鱼，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总之，为了请客，大家各尽所能，都蛮拼的。

随着饭馆的出现，除了家宴，人们也逐渐适应到酒馆饭肆请客吃饭了 。 据《后汉书 · 郭太传》记载，郭太到陈留郡时，认识了当地书生左原 。此人犯了事，郭太就想劝他改邪归正 。于是“设酒肴以慰之”。郭太劝他多反省自己，“责躬而已”。郭太是太原人，客居陈留郡，大概率是在陈留郡的酒馆请左原吃饭 。请“坏人 ”吃饭是《郭太传》最重要的部分 。 当时就有人批评郭太接近“坏人”。而在郭太看来，一个人犯了错，如果厌恶他太甚，会让他破罐子破摔，做更多的坏事 。如果只是说教，郭太对左原可能起不了感召的效果；请在酒馆吃饭，酒过三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效果大不一样 。果然，中国人的好多事都是通过“请客 ”弄成的 。郭太出于某种“大义”，主动请一不相干的犯事之人吃饭，为“请客 ”这件事增添了别一样的光彩 。郭太去世后，为他写碑铭的是大名鼎鼎的蔡邕蔡中郎 。蔡邕感佩于郭太的仗义有情，对人名言：“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唯郭有道无愧色耳。”意思是他写的那些盖棺论定的颂词，只有郭太当得 。蔡中郎动了感情，说了实话，不惜得罪太多的人。

比郭太稍晚出的东汉读书人仲长统，人生观不同，也决定了他的请客观 。在他看来，“名不长存，人生易灭，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 ”（《后汉书 ·仲长统传》）。请客的目的就是请客自身。“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 ”（仲长统《 乐志论》），良朋、酒肴，足矣，没有其他盘算，请客就是一件轻松快乐的事 。仲长统请客的次数一定比郭太多得多，但《后汉书·仲长统传》对此只字未提。

在中华文化圈，请客乃大事，也大有玄机。请客政治、餐桌规矩，在中西方都是门大学问。本来应该是，朋友们相约，略备酒菜，花费也不多，宾主都没有负担，相谈甚欢，不失为人间美事。“酒”和“乐 ”的度确实不易把握，过了小则伤身、生悲，大则甚至可能亡国 。请客本来是要取得宾主尽欢的效果，但把“请客 ”阴谋化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一旦把请客弄成鸿门宴，或者像曹操请刘备做客，酒席上刀光剑影，吓得筷子都掉地上了，那就跟请客的宗旨背道而驰了 。关汉卿《玉镜台》第四折：“今日府尹相公设宴请客，不知何意，须索走一遭去也呵！”无来由的请客，让被请的人心神不定 。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软。哪些人参加也很重要，否则气息不对，难免不愉快 。请客背后的意图，以及同席者，让人不得不防 。我在中年之后，不弄清请客的这两个关键因素，一定不会赴宴 。原因不言自明：年轻时因此吃过不少亏。

政治、经济、军事要请客，学者当中也有喜欢请客的。

据顾颉刚之子顾潮回忆，当年燕京大学教授有在家宴请宾客的风气 。顾家当年住在北京成府蒋家胡同老三号院，据顾颉刚日记记载，1932年6月21日，燕大第十六届毕业典礼，邀请了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他是顾颉刚的老师）来校演讲 。此应是公事，燕大出资在饭店酒馆宴请，合情合理合规 。也许那时也是家宴规格最高，顾颉刚选择中午在家宴客，胡适夫妇、钱玄同、容庚、商承祚、郭绍虞、顾廷龙等同席 。席间不仅宾主尽欢，也有学术交流，且促成了学术成果 。顾廷龙席间以自己所撰《吴愙斋先生年谱》向胡适请教。胡适不存学术私心，肯公开自己的学术资源。翌日，顾廷龙就得到胡适提供的《吴愙斋致胡守三手札》一册，为年谱增加了不少珍贵资料 。胡守三乃胡适之父，当年曾与顾廷龙外叔祖王胜之同在吴愙斋（大澂）处任职 。吃饭、饮酒、沟通情感、促进学术交流，这次请客、待客、做客，功莫大焉。

顾颉刚好客，也见于钱穆《师友杂忆》：“余初到校即谒颉刚……其家如市，来谒者不绝 ……然待人情厚，宾至如归 。常留客人与家人同餐。”钱穆有时还会留下住一两个晚上 。钱穆拿自己不当外人，当然是因为感受到了主人的“情厚”。著名汉学家拉铁摩尔来校讲学，顾颉刚也是在家中宴请，作陪的有梅贻宝、侯仁之、雷洁琼、顾廷龙等 。（顾潮《成府顾寓和禹贡学会》，《九州》第五辑）好客待宾如此，一定留下太多美好的记忆 。我也十分赞同钱穆的观点：常常肯留宾客与家人同餐者，一定是真挚、热忱、厚道之人 。没有比“情厚 ”更让人怀念的了。

我父母待客热忱，在我老家那一带是出了名的 。 亲朋好友包括我们兄弟的同学朋友当年都喜欢到我家来 。那时也没有手机提前通知，经常家里突然就来了几位 。而且马上就到饭点了，吃饭可是大事 。父母每次只是稍事“尴尬”（主要是时间仓促，担心拿不出什么菜招待客人），但马上就从容热情起来 。老夫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父母信奉的是：不管远近，不管是否志同道合，来的都是客，客为大 。我母亲眨眼间已在灶台上忙活起来，拿出家里最好吃最好喝的，生怕慢待了客人 。有了灶台上的烟火气，家里才有了迎客的喜庆气氛 。 当年物质贫乏，我也知道家中没啥好吃的 。但我母亲变着花样总能端出几盘菜来，常常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让我佩服不已 。这是她的本事 。我父亲不会做菜，但情商高，知道年轻人的不易，夸赞加鼓励，温暖人心，给人希望 。所以多少年过去，我和我弟弟的朋友同学，来我家做过客的，最想念的人是我父母——倾其所有给他们提供物质食粮和精神食粮的人，而不是请客的我们——无数次给父母带回各色客人、给父母添乱的人。

待客是一回事，请客又是另外一回事 。主动请客，依然是父母最不喜欢做的事情之一 。我父亲奔九的人了，依然惧怕请客。明明约好的客人，无缘无故地说不来了；有些亲戚朋友虽然来了，主人热情招待，但不知为什么又不高兴了、生气了 。他百思不得其解，因而焦虑痛苦 。他老人家总希望皆大欢喜，其实这世界上从来没有皆大欢喜这回事 。客人可能觉得礼节未到，或者是知道了被请的客人中有不对路的人，都可能找借口不来 。来了的客人可能因为安排的席位不对而扭头走人 。为此，热情好客的父亲沮丧不已，甚至发誓不再请客。但也仅是发发誓，来了亲朋故旧，他老人家一如既往地热情招待，掏心窝子 。他只是不愿意正式宴请，因为那样需要平衡好各路神仙 。搞平衡，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在好客这方面继承发扬了我家的家风 。苏童至今只为我写过一篇短文，千字左右，其主要篇幅就是写他偶遇我的请客场景：“很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忘了为什么事，我去颐和路老房子里的作家协会，路过《钟山》杂志社，看见茶几上堆着杂乱的饭菜，还有好多啤酒瓶子，原来是贾梦玮在宴请宾客，一如那张作为餐桌的茶几 ，他的待友之道热情、粗犷，随遇而安。”他倒是准确描摹了当年我请客的情景 。那时我是单身，刚从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还没分房，也买不起商品房，主编徐兆淮老师同意我临时借住在办公室：同事们下班了，我可以相对自由地利用编辑部空间；第二天上班前一定要收拾好铺盖、餐具，打扫妥当 。刚刚毕业，同学们之间情深义重，我一想念他们，当然就是请他们来编辑部聚餐——那时大家肚子里还没有什么油水，他们也经常主动要求来搓一顿，颐和路 2 号《钟山》编辑部就成了据点 。我们那时的月工资印象中不到一千块 ，经常下馆子当然不现实，要请客聚餐，只能自己“料理”。 因是办公室，没有煤气，也不能有明火 。我置办了“三大件”：微波炉 、电饭煲、小电冰箱 。前两者上班时间可以迅速藏到柜子里，小的冰箱可以放在不起眼的角落，以免招人眼 。所有的菜肴都只能在微波炉里烹制：鱼 、肉、虾、花生米、素菜，包括烧汤 。所有的微波炉里做出来的菜，味道都与传统的味道相异，我的味觉记忆至今仍能记得当年微波炉肉、微波炉鱼虾、微波炉鸡蛋、微波炉青菜的味道 。 当年还有一本微波炉食谱，无比丰富，按照那食谱，微波炉无所不能，似乎可以烹制天下所有美味 。我至今还记得一些菜的烹制谱系：放什么佐料，用什么火，多长时间 ……

我相信，只要有其他条件，现在极少有人用微波炉做菜，因为那味道，嗯嗯，确实太特别！各地文学界朋友，如果他们当年到颐和路 2 号做过客，一定有不少人记得那特别的味道 。无论如何，我会永远记得微波炉当年为我立下的汗马功劳。

那时的买菜、择菜、做菜，现在想来虽然琐碎，但还算方便 。 唯一一件事有点“难度”。特别是寒冬，客人们酒足饭饱，相谈甚欢，那时都年轻，很难做到“少酒薄乐”，也不怕熬夜，离开时常常到了第二天凌晨 。 曲终人散，难免惆怅。杯盘狼藉本也并不可怕，但那时没有暖气，所有碗碟上的油脂已经冻得发白……繁华过后，留下我一人独自面对这样一幅场景，情绪确实有点复杂 。我只能顶着瞌睡，要烧上很多开水，冒着寒风到外面的洗漱间，一一将它们烫开洗净，收纳到相应的地方 。没有偷懒拖延的可能，因为第二天早上同事们都要来上班，显然不能让他们看到那样的场面 。这一“难度”，当年我从未跟我的客人抱怨过，因为不想让客人为美好的回忆添上“歉疚”。

请客、待客是主动的，请客者大有讲究，否则客人会有负面感受 。做客，从文字上看好像是主动的，其实兼具被动与主动 。做一个客人，如何跟主人互动，也自有学问 。社会人免不了有无数次做客的经历 。有时是主动上门，有时是被邀出席，但都是客 。对做客，我当然有发言权 。我做了多年的主人 ，自然也就做了无数次客人，有些做客的经历深深地印在脑海里，有感动，也有愧疚。

在杨苡先生家“做客 ”已经成为永远的回忆 。我刚做编辑那会儿，经常往杨苡先生、赵瑞蕻先生的北京西路寓所跑 。先是因为工作关系去谈稿件，他们夫妇都是我的作者 。后来常常就是去聊天、玩儿 。记得第一次坐在他们家客厅，杨先生给我冲泡了一杯咖啡 。我是乡下长大的孩子 ，那时只知道有咖啡一说，但在那之前从未喝过此物 。杨先生是资本家大小姐出身，当然早早知道咖啡是怎么回事 。 咖啡杯托盘上搁着的那把小勺，我想当然以为就是用来舀咖啡的：咖啡精贵 ，小勺恰当其用 。所以，我全程用那只小勺仔仔细细把咖啡一勺一勺舀到嘴里，也难免发出呲溜呲溜的声音 。主人大概是怕我尴尬，并没有纠正我：那把小勺只是用来搅拌的 。也许在他们看来，既然开始喝咖啡了，迟早会明白此事 。从此，我在他们家身心放松。

中国的老人，可爱的比例较低 。杨苡先生夫妇，不仅可爱，而且可敬、可亲，要把这三者集中到一块儿，那就是天花板，我至今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到。而且杨苡先生是时光静止，永不改变。她生于 1919 年，赵瑞蕻先生生于 1915 年，年龄够大，但我在他们家从未感受到暮气，还有什么老人味，永远阳光温煦，清新愉快 。我没大没小地跟他们聊天，他们好像也没把我当小孩，没有居高临下，更无说教 。我们说东说西、谈古论今、臧否人物，毫无顾忌 。我们是老小无猜 。 当年在杨先生家，我曾和杨先生论过年齿，我和她都属羊，她比我大了四轮 。但我还是没好意思跟她撒娇。

刚开始的时候，每次去他们家，都有“借口”，比如组稿、谈稿。杨先生大概有时候也用“借口”。她喜欢用《钟山》的稿纸，有时打电话给我：梦玮，稿纸用完了 。于是我去府上送稿纸 。后来，当然就不需要借口了，想去就去了 。我喜欢待在那样的氛围里。

再后来，我就很少去了 。信息社会来了，我知道很多人去了杨苡先生家，杨先生已经活成了人瑞，看望杨苡老师似乎成了一种时尚，有些人把杨先生家当成了网红打卡地，发朋友圈 。有些人甚至是带着记者、摄像机去的，以看望老作家的名义 。这好像有违做客之道，杨先生当然完全不需要报道 。我不想做这样的客人 。我总想着：等大家消停了，我再去不迟 。但我没能多提醒自己：杨先生再长寿，总是要走的 。先是赵瑞蕻先生走了，杨先生活到 104 岁，突然之间也走了 ，永远地走了。

再也没有机会去杨先生家做客 。据说杨先生立了遗嘱，把她的房子捐了出来，现在是一公益文学机构 。最近我本想去看看，但马上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我不想体验物是人非的感觉，徒增伤悲 。我突然想到，我居然是这样一个自私的客人，只想留下我想要的那部分：我在杨家客厅体验到的美好氛围，天底下最难得的可亲可敬可爱，宾主在一块儿的老小无猜 。我要让那样的时空永远静止 。说起来好像有情有义，实则无情而自私 。管他们那些各怀心思的客人，我本可以早点儿去看杨先生 。我太顾及一己之感觉，我甚至没有考虑到主人的感受 。 因为自私，终成永远的错过 。我有时翻到杨先生的照片，眼泪不由自主就流下来 。我特别想念她。

到贾平凹先生的工作室做客，是另一种风格，别一样的体验 。记得我第一次到贾平凹先生的工作室，南京贾氏去看望西京的本家，就我们两个坐着聊天 。一会儿，他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嘴里念念有词：梦玮，我给你吃点儿什么 、喝点儿什么呢 。我问：您有什么嘛？他走到一个大瓮前，揭开盖子，酒香扑鼻，原来是一缸酒！我说：那就这个嘛 。于是，他找来两只海碗，用酒端子打上来酒，分别注满 。我和他坐在长条凳上，对着两只酒碗，一边喝一边聊 。他幽幽地说： “我父亲走得早，喜欢喝酒，但我那时候没钱给他买酒，现在 … … ”我的一碗酒喝完了，他的才下去一点点，原来他并不爱酒 。他之所以存下一缸酒，是怀念、安慰，也是纪念一种无奈的错过。

我多次跑到他那儿去，如果没其他人，他会在楼下请我吃我喜欢的羊肉泡馍，有时候也会咂几口酒 。我如果没时间在他那儿吃饭，他会拉开我行李箱的拉链，往里面塞两瓶酒，说：那你带在路上喝。

有人说，人类世俗化是大趋势 。我想：即使是请客，只要情义还在、只要还有人讲情义，世俗化也不可能变成没脸没皮的彻底的功利主义。无论请客、待客、做客，只要有心，就可以少一点世态炎凉 。人到世上走一遭，不过就是做客一回 。人世大家庭，坐的是同一张桌子。

红尘万丈，少酒薄乐。

贾梦玮    江苏省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钟山》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