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前后，一批进步人士通过创办报刊，传播先进思想，揭露社会黑暗，唤醒广大民众。陈独秀、李大钊由创办报刊成为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者，邵飘萍则由一位具有正义感的记者成长为“红色报人”。他们是思想的急先锋，更是革命的急先锋。

为纪念《新青年》创刊110周年，纪实文学《急先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由著名作家、编审路英勇创作，从五四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等先辈入手，以他们在新闻领域的探索与革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闻事业上的开拓进取和奉献牺牲。

本书的作者路英勇深耕文学出版工作，早年他在山东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就曾对五四时期的著名报刊以及它们的创办者进行过比较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写的就是五四时期新文学出版的内容。“我一直从事出版工作，那个时候的学术思考对我后来的职业发展有很大帮助，也促使我更深切地理解了五四出版参与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品格，铸造五四精神的文化内涵和革命特质。在今天，我们应该对五四出版表示敬意，应当让它的伟大品格在当今时代发扬光大。所以，《急先锋》这本书，并非一时兴起之作，而是我大半生学术思考、工作实践的不断积累的一个成果。”路英勇表示。

纪实文学《急先锋》选择了陈独秀、李大钊、邵飘萍三位五四时期创办报刊的先进分子中的典型代表为切口，他们虽有着截然不同的身份背景、办刊初衷与编辑思想，却都是那个时代思想的急先锋，更是革命的急先锋。他们的办刊、办报实践共同构成了五四时期先进思想传播的立体矩阵。“写作这本书，正是为了还原这一多元图景，让读者明白，思想的觉醒是无数先进人物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共同推动的结果。”

阅读《急先锋》这本书，也能让我们看到历史人物的另一面。比如陈独秀，大众所熟知的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也知道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但作为杂志编辑的陈独秀是如何工作的，如何策划选题的，这些并不为外人所知。

路英勇认为陈独秀在编辑实践中展现了极强的选题把控力与节奏推进力，“他敏锐捕捉到白话文改革的时代价值，在胡适提出初步构想后，立即主动邀约他将构想系统化、理论化，形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刊发。为了造成文学革命的声势，他写《文学革命论》，对胡适的主张大加赞赏，接着又支持钱玄同、上演了一出‘双簧戏’，扩大话题影响力。为了展现文学革命的实绩，他策划刊发胡适的白话诗，随后，他又将鲁迅的《狂人日记》推向公众视野……整个过程中，陈独秀的编辑思想清晰可见。”陈独秀不是简单的“刊登文章”，而是以“文学革命”为核心选题，构建了“理论倡导—广泛讨论—实践示范”的完整传播链条。书中详细梳理了这一过程中的关键节点，比如他如何与胡适、鲁迅等作者沟通选题方向，如何调整栏目设置适配思想传播，如何应对守旧势力对内容的攻击，让读者看到陈独秀的编辑实践，既是思想主张的传递，更是专业编辑能力的体现。

与陈独秀的“破局”不同，李大钊更侧重“建构”，李大钊创办的《晨钟报》，旨在“唤醒国民之青春”；主编《宪法公言》，聚焦民主宪政的传播；主持《甲寅日刊》，以犀利评论针砭时弊；后来担任《少年中国》主编，更是将青年群体作为核心传播对象，引导他们树立家国情怀。而邵飘萍的办报生涯是“新闻救国”的践行之路，他从沪杭的一线记者起步，凭借敏锐的新闻嗅觉与坚定的职业操守，成为《申报》北京特派员，最终创办了属于自己的《京报》，被称为当时最具锋芒的报纸。邵飘萍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对先进思想的执着追求，使他真正践行了“铁肩辣手”的誓言，更用生命诠释了“红色报人”的责任与担当。

陈独秀的办报历程，是一场从“思想启蒙者”到“革命实践者”的彻底蜕变。最初创办《新青年》时，陈独秀的目标是让“民主与科学”的理念深入人心。但在办报过程中，他通过与读者的互动、与社会现实的碰撞，逐渐意识到单纯的思想启蒙不足以改变中国的命运，于是他办报不再仅仅是“唤醒国民”，更成了“组织力量、推动革命”的实践。李大钊的办报实践，是他从“真理传播者”到“革命先行者”的精神升华，报刊不仅是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更是他凝聚革命力量、践行革命理想的平台。他利用报刊平台联络各地进步团体，培养革命骨干，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搭建了重要的组织桥梁。邵飘萍的办报生涯，则是他的涅槃之路。《京报》的创办与发展，见证了他思想觉醒与使命升华的全过程。“这本书的最大特点或者说是最大价值，是解析了‘办刊、办报实践’与‘生命升华’的深层关联。陈独秀、李大钊由创办报刊成为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者，邵飘萍则由一位具有正义感的记者成长为著名的‘红色报人’。这种伟大蜕变的核心催化剂正是他们创办报刊的实践。读者翻开这本书，看到的不仅是三位先驱的个人传奇，更是一个民族在思想觉醒中涅槃重生的壮阔历程，而这种历程中蕴含的智慧与力量，必将激励我们在新的时代征程上，继续勇当‘急先锋’，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辉煌篇章。”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沈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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