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另类男人

来源：紫牛新闻

2024-05-29 16:24:39

人亡政息

宦官问题，历来是政权的毒瘤。各朝各代，将这个问题处理得好的并不多见。朱元璋登基之初，鉴前代宦官之失，制作了一尊三尺多高的铁牌，上面铸了“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违者斩”11个大字，放在大内门口。洪武元年（1368），也就是朱元璋登基的第一年，他就对身边的侍臣说：

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此辈在人主之侧，日见亲信，小心勤劳，如吕强、张承业之徒，岂得无之？但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圣人之深戒。其在宫禁，止可得之供洒扫、给使令、传命令而已，岂宜预政典兵？汉唐之祸，虽曰宦官之罪，亦人君宠爱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预政，虽欲为乱，其可得乎？

从这段谈话来看，朱元璋对宦官干政的问题，保持了相当的警惕。

朱元璋看到了问题的关键，要想控制宦官的私欲膨胀，首先是戒奢。洪武四年（1371），中书省臣奏议：宦官的月俸，定为三石米。此前宦官的月俸米只有一石。与外廷官员相比，显得太低，中书省才有这个建议。朱元璋听到建议后说：“内使辈，食衣在大内，自有定额，彼得俸，将焉用之？月支廪米一石足矣。卿等不宜开此端也。”朱元璋如此说，一来，不肯让宦官提高待遇；二来，他也提防内官与外臣相勾结。

对宦官的治理，朱元璋是防患于未然。他执政时期，没有宦官干政的记录。宦官的确只是洒扫庭除，传旨打杂的奴才。洪武十年（1377），有一名太监指出公文中明显的错讹，朱元璋明知太监说得对，仍然立刻下旨将这名太监逐出皇宫，遣回原籍，原因是这名太监“干政”了。

但人亡政息，在他死后，特别是燕王朱棣登基之后，宦官的地位迅速提升。朱棣继承了父亲的性格，猜忌而残暴。但他为何一改朱元璋政令，对宦官开始偏爱呢？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第一，他在北京燕邸时，曾向南京建文帝身边的宦官们行贿，刺探建文帝以及身边大臣的言论行踪。他的靖难成功，与宦官们提供的准确情报分不开。因此，对这些宦官，他有一种政治上的认同感。第二，由于他是篡位的皇帝，因此对外廷大臣特别是掌握军权的将军们不信任，于是委派宦官代表他到各地监军。各地总兵的一言一行，都通过监军向他密报。

宦官干政

历朝历代宦官的数量，都没有超过明代。据正德十六年（1521）工部呈上的一道奏折记载：“内侍巾、帽、靴、鞋，合用棕丝纱线皮帐等料，成化年间二十余万，弘治年间三十余万，正德八九年增至四十六万，今至七十二万。”从这个用银数字看，明朝宦官的数量，一直是上升的趋势。

朱元璋开国之后，由于对宦官的警惕，其所用数目，比宋朝更有减少。洪武二年（1369），内宦多种职掌总额只有60人，几乎恢复到汉代的水准。但自永乐一朝开始，宦官数额就开始大幅增加，经成化、弘治、正德三个朝代的急剧膨胀，宦官的总数已经过万。正德之后，直到明朝灭亡，宦官的数目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之上。

与庞大的宦官数目相对应的，是宦官机构的不断增设与扩充。正德年间，内廷中宦官机构已有了24个监局。这些监局中提供的有品级的职位不下千种。各监局负责人称为掌印，挂五品衔。总管24个监局的，称为司礼监。司礼监的负责人即掌印太监，属大内总管。与外廷之内阁对举，被人们称为内相。明人笔记中，常有“宫府之间”这句话，宫，指的就是司礼监。府，即政府的意思，指的是内阁。司礼监与内阁，是替皇帝办事的两个最重要的衙门。

考诸明朝历代，宦官干政为祸，当从成化年间开始。太监汪直深得孝宗信任，一些外廷官员想得到升迁的机会，往往走汪直的路子。只要汪直肯在孝宗面前美言，则此人官运立刻亨通。由此一来，那些想走终南捷径的人，莫不以结识汪直为荣，这样一来就抬高了汪直的身价，也给汪直的弄权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有一次，汪直受皇上派遣，到北方巡边。那时，中国的主要军事力量，主要集中在蓟辽、大同、榆林等处，素称北方九边。担任巡边的人，都深受皇帝信任。巡边大臣在皇上面前的一句话，可以决定边镇命官的生死升谪。因此，被巡之地的官员从来不敢马虎。这次汪直巡边，鉴于他已经是皇上的宠宦，官员们更是唯唯诺诺，尽显小人相。那些督抚、总兵以及所在地的抚台、按台等各种官员，都出境迎接。官员晋见他，都行跪礼。公堂之外，官员们纷纷私下向汪直行贿，以博欢心。这些丧失人格的做法果然奏效，汪直回京之后，所有对他阿谀奉承的人全部升官。反之，那些不肯依附汪直的人，都被免官或遭贬谪。

东厂西厂

宦官干政，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皇帝。只要后代皇帝按朱元璋设计的政治思路来处理国事，把宦官的作用加以限制，则宦官就算想参与政治，也无机可乘。问题在于从永乐皇帝朱棣开始，不但不警惕宦官，疏远宵小，反而把宦官倚为心腹，当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问题就出在这里。

众所周知，明代有一个特务机构，叫东厂。这个东厂是在永乐皇帝手上创立的，但究竟何时创立，史载不详，一说永乐七年（1409），一说永乐十八年（1420）。没有明确的记载，说明朱棣对这件事讳莫如深。东厂人员的组成清一色都是宦官，其执事者，称为“提督东厂”太监，地位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通常由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任，也有由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的。若将这两样大权集于一身，则此太监之威焰，直可熏灼朝野。前面提到的汪直，以及后来的刘瑾、魏忠贤等，都是这样身兼两职的臭名昭著的宦官。

东厂的职责是侦伺官民人等的隐私以及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等三法司所无法按正常途径解决的治安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暗中监视大臣们的一举一动，使其言行永远在皇上的掌控之中。

东厂与另一个特务组织（亦可称之为宪兵组织）锦衣卫，直接由皇上管辖。因此，大臣们对这两个机构既恨且怕，又无可奈何。在明代，因得罪宦官而被打入“诏狱”的大臣不胜枚举，最惨烈的，莫过于魏忠贤以“东林党人”的名义，迫杀左光斗、杨涟等数十名大臣。

汪直受宠的时候，不但提督东厂，还趁妖僧李子龙事件，向孝宗皇帝建议在东厂之外另设西厂。孝宗皇帝“锐意欲知外事”，很爽快地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汪直从锦衣卫官校中挑选了“善刺事者百余人”，另建了一个西厂，其职责是“广刺督责，大政小事、方言巷语，悉采以闻”。从职责来看，东厂与西厂并无大的区别，只是增加了一个新的情治机构，让宦官们享有更大的权力。

聚敛财物

宦官干政，带来的两大弊端是特务政治与小人政治。历来政治清明的标准，是看当朝主政者是君子多还是小人多。宦官中，也有一些深明大义的君子，但太少。大部分宦官因生理使然，加之长期的训练，都有着无法自拔的侍妾心态。这种人的显著特征，是心态的畸形。

宦官既然不能纵情色欲，对财货表现出的贪婪则倍于常人。明代的贪官中，聚敛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的，除了严嵩一人是外廷首辅，余下的如汪直、李广、刘瑾、魏忠贤等，都是权倾一时的大太监。

《鸿猷录》中，记录了刘瑾被抄没后的家产清单：

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万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二斗，金甲二，金钩三千，玉带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狮蛮带二束，金银汤鼎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袭，牙牌二匮，穿宫牌五百，金牌三，衮衣四，八爪金龙盔甲三千，玉琴一，玉瑶印一颗。

这里记录的，仅仅是浮财，至于其不动产如田庄、豪宅之类，又不知道还有多少。

一个太监能积敛这么多的钱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深得皇帝信任，手中的权力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