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工笔画所绘中国瓷器运输过程

以珍藏中国瓷器为荣

中国瓷器很早就传到了阿拉伯地区。11世纪著名的波斯历史学家贝哈基在1059年写成的一部著作中提到早期中国瓷器运往巴格达的情景：在哈里发哈仑·拉希德（786-809）在位时，呼罗珊总督阿里·伊本·伊萨向哈里发哈伦·拉希德进献过20件精美的中国御用瓷器，以及数达2000件的中国民用陶瓷。这在哈里发宫廷中是从未见到过的。呼罗珊地区位于伊朗东北部。这条史料证实，在8-9世纪之交，已有相当数量的中国瓷器经呼罗珊流入巴格达。

9世纪以后的阿拉伯文献中已有关于输入中国瓷器的记载。阿拉伯古典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在《道里邦国志》中历数中国沿海著名港口，在出口货物中提到瓷器等。地理学家伊本·法基在《地理志》中将中国丝、中国瓷器和中国灯并列为三大名牌货。

中国瓷器在阿拉伯是极受珍视的贵重物品，阿拉伯人多以珍藏中国瓷器为荣。巴格达的统治者哈伦·奥尔-拉希德（786-806）和法蒂玛王朝哈里发奥尔-穆斯坦希尔（1036-1094）都有大量中国瓷器的收藏。在今伊拉克境内，从南到北的各处古代遗址都出土了许多唐宋古瓷。在叙利亚的哈马遗址，也有一些中国古瓷被发现。

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陶瓷工艺，在世界陶瓷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阿拉伯人很早掌握了陶瓷上彩上釉的技术，后来又将波斯人烧制五色琉璃的技巧加以改进，在世界上开拓了彩瓷加工法，取代了传统的镶嵌细工，此后他们还发明了青花瓷，这些工艺对中国的制瓷技术产生了很大影响，促进了明代瓷器工艺的大发展。特别是青花瓷的出现和发展，对中国的瓷器影响巨大。

明青花瓷阿拉伯文七孔花插

“青花之王”

我国早在唐代就已经开始了青花瓷器的制作，但还属于原始阶段。元代以后青花瓷的制作工艺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明代青花瓷的艺术水平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与阿拉伯文化的影响也有一定的关系。

明代开始引进了伊斯兰“苏麻离青”“回青”“霁红料”等色料，特别是“苏麻离青”的使用使得这一时期的青花色泽浓重明艳。“苏麻离青”是来自伊拉克萨马拉的钴蓝料。“萨马拉”在古代的发音是“Samarra”,叙利亚文是“Sumra”。

中国早期青花瓷使用的进口料称为“苏麻离青”“苏渤泥青”,这发音与“萨马拉”（Samarra）及当时普遍使用的叙利亚“Sumra”这个地名发音相同。明代永乐年间，郑和七次下西洋从伊斯兰地区带回一批“苏麻离青”料。此后就有这种颜料的大量进口。

“苏麻离青”是一种用于青花瓷器的着色原料，这种色料的特点是凝重幽艳，其晕散现象更是独树一帜。用这种青料绘制的纹饰具有中国画的水墨韵味，形成了不可模仿的特征。同时，制瓷工匠们熟练地运用不同含量的青料，烧制出不同的青花，如淡描青花、蓝地青花等，使青花瓷器的制作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随着“苏麻离青”的引进，中国青花瓷烧造史出现了自元代末期青花瓷成熟以来的第二次发展高峰，尤其是宣德时期的青花瓷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的结合而被民间称之为“青花之王”。

外销瓷器的大市场

另外，中国的外销瓷大量输往阿拉伯地区，得到了那里王公贵族以及平民百姓的喜欢，他们对中国瓷器的偏爱和需要，又形成了外销瓷器的大市场。而这一地区大批的陶瓷订货，使得具有典型伊斯兰文化色彩的阿拉伯、波斯陶瓷式样、纹饰及风格，引入了中国瓷器的制造工艺中。

我国最早出现装饰有阿拉伯文字的瓷器可上溯至唐代。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海域发现了装有6万余件唐代长沙窑、越窑外销瓷器的沉船，其中长沙窑中有部分瓷器用褐绿和红色彩料书绘阿拉伯文字及伊斯兰风格纹饰，如书写有阿拉伯文“我是安拉的仆人”的褐绿彩纹碗。这类瓷器出现是为了满足外销需要，有目的地去吸收外来文化元素。元代开始大规模生产具有伊斯兰装饰风格的青花瓷器，并销往阿拉伯地区。明代永宣时期的瓷器也有许多外来风格的纹饰图案，如几何纹、藏文、阿拉伯文字、藏人歌舞、胡人舞乐、洋莲等。特别是最广泛使用的西番莲纹样（一种团形的多叶莲花）就是从痕都斯坦（今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东部一带）的玉质盘子上的蕃莲图案移植过来的。明代文献中多次提到这种纹样。永宣青花瓷器上的这类纹样装饰无所不在，即使是传统的龙凤纹样也常常是以西番莲为底衬。

《丝路文明十六讲》 武斌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2024.1

校对 陶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