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去年8月“狂飙的节奏—李飚打击乐团巡演”后,“音画之韵——李飚与俄罗斯新西伯利亚爱乐乐团音乐会”元旦前又在江苏大剧院上演。这两场演出中,李飚的身份不一样,前者是打击乐演奏家,后者是指挥家。
从南京走出去的李飚,是中国第一位公派打击乐学生,第一位在国际比赛中获奖的华人打击乐家,第一位在世界顶级音乐学府中担任教授的华人打击乐家……如今他以打击乐演奏家、指挥家的双重身份活跃在国际舞台,他告诉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成为指挥家”原先并不在职业规划里,是水到渠成后的意外收获。
起点
李飚的6岁到12岁,是在南京小红花艺术团度过的。回忆自己40多年前学习打击乐的起点,他笑说,父母都不是搞音乐的,当初送他去小红花学舞蹈,结果乐队需要一个敲打击乐的孩子,就这样,他拿起了木琴的小槌。
在小红花期间,李飚跟着艺术团去了工厂、农村很多地方演出,“我们每个孩子都身兼数职,除了打击乐,我也跳舞。可以说,我是在小红花舞台上长大的。”
如果说在南京小红花那段生机勃勃的经历培养了他的音乐兴趣,那么1982年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则意味着他正式以打击乐为职业方向。
打击乐如今都还算是小众乐器,更何况那个年代。那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在全国只招了一名打击乐学生,就是李飚。巧的是,李飚进校后,法国打击乐独奏家西尔维奥·加尔达来讲学,还带来了一舞台的乐器,这对12岁的李飚来说,真是大开眼界,他没想到,原来这些才是打击乐器。
打击乐,顾名思义就是“敲击产生的音乐”,很多人对打击乐的印象是“敲锣打鼓”。李飚告诉记者,打击乐器可能是各个民族中发展最早的乐器,当人类还没有语言时,通过敲石头、木块来表达自己、传递讯息,这就是打击乐的缘起。
小提琴只诞生了几百年,但几千年前,中国就有了编钟。镲是最早进入管弦乐团的打击乐器,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见证了定音鼓的巨大变革。此外,打击乐器的种类极为繁多,且与世界各地的民族音乐紧密相连:非洲有非洲鼓,我国新疆有手鼓,京剧表演中的鼓师至关重要,形塑着国粹独一无二的音乐神韵……
李飚演奏了四十多年打击乐,但仍然没法具体说出到底有多少种打击乐乐器。他在北京的排练场,400多平米的房间内收藏了世界各地的200多件打击乐器。在德国,他也有一个仓库存放着几百件打击乐器。这些耗费精力收来的大鼓、马林巴、颤音琴、康加鼓或是非洲鼓,加起来足有五吨重。
其实生活中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在打击乐手的眼中都是打击乐器。这些年,无论是综艺节目,还是剧院舞台,大家都能看到一些颇具创意的打击乐表演,自行车、垃圾桶、瓶子,甚至头盔都成了乐器。
独奏
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了六年,李飚被公派到莫斯科柴科夫斯基国立音乐学院,成为了中国第一位公派的打击乐留学生,在这里一学就是七年,之后他又去德国深造。
进入交响乐团几乎是每一位打击乐手的职业规划,李飚从慕尼黑国立音乐学院毕业后,也顺利考进了维尔兹堡交响乐团,加入打击乐部,但仅仅一年之后,他就决定离开这里。
他坦言,任何人学习乐器时都想要成为独奏家,他从开始就种下这颗野心。2005年,他创立了李飚打击乐团,因为打击乐手在一起演奏会有更多共鸣。
“让别人更多地了解这个乐器,了解你,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挖掘新的作品,挖掘新的演奏方法,只有独奏了足够多的音乐会后才有可能被称为职业音乐家。想起当年在欧洲租辆卡车到处游走寻找音乐会合作的日子,李彪不觉得有什么艰苦的,“这很正常,任何一个在国外有过经历的音乐家都知道,刚开始时,基本上所有事情都是要靠你自己完成的。打击乐的乐器就比较麻烦一点,因为我们乐器很多,不像小提琴,提着就走了”。
每到一地,要把巨大的乐器搬上卡车,再搬下来,并搬上舞台,演出完再搬回卡车,“搬乐器也好,摆乐器也好,这都是完成一场音乐会的过程,也是从精神到体力的历练。”面对记者的惊叹,李飚笑说,现在女打击乐手也很多,搬运乐器需要一些体力,但并不是说有劲儿就能玩打击乐,就能敲响乐器,可能不少人也看到奥斯卡影片《爆裂鼓手》,它需要技术,需要专业训练。
他用一场场的现场演出证明,打击乐绝不只是停留在节奏层面那么简单,“在我看来,乐团里的每一个乐器都很重要,每一个声音都是可以独奏的声音,打击乐也不例外。”
同时,现代著名作曲家开始意识到打击乐的巨大可能性,并创造出许多形式丰富的作品。这样,打击乐独奏家慢慢地进入了听众视野。
位置
在采访中,记者问了一直很好奇的问题:为什么总有人调侃说打击乐处于乐团鄙视链的底端,是“打酱油”的存在?
此前曾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不少人这样定义打击乐演奏家——打击乐的位置在管弦乐团的最后一排,还常常会用意想不到的器材和物件发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声音。甚至还有人说,打击乐的工作“是一个穿着西装干体力活的工作”。
对此,李飚更正表示,其实发出的并不是什么奇奇怪怪的声音,而是“新声音”,“在几百年的音乐史中,作曲家们已经把钢琴、小提琴这些弦乐乐器的旋律发挥到了极致。然而,到今天为止,大家都还说不清打击乐到底有多少音色,到底有多少件乐器,以及它还能带来多少未知的声音。所以法国作曲家布列兹曾说过,21世纪是打击乐的世纪。”在音乐家看来,音乐是一个大的声音仓库,储存的声音越多,这个仓库才越丰满。而打击乐还有很多可能性,蕴藏着巨大宝藏。
对于大家提到的“交响乐团最后一排”的位置问题,李飚说,其实交响乐团的排位是根据声音来定的,像低音鼓,敲得响的话,可以盖住所有弦乐的声音,所以低音鼓一般在乐团中间,是一锤定音的作用,也相当于第二指挥,“无法想象把小提琴放在最后一排是什么效果,打击乐这些一响,后排小提琴的声音就被盖住了。”
虽然打击乐被称为“小众乐器”,但李飚表示,这并不代表它没有发展的出路,刚好说明它的可开拓空间很大。
有人说,李飚是中国打击乐拓荒者,也是打击乐的推广者。他还是中央音乐学院和德国柏林国立音乐学院的打击乐教授,刚刚回国任教的时候,李飚注意到国内的观众还没有足够的机会深入了解打击乐,因此他向国家大剧院建议举办打击乐节,这一建议被采纳,自2010年起,开始每两年举办一届“国际打击乐节”,中国观众不出国门,便能欣赏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打击乐艺术。李飚在策划打击乐节时,也注重多元化的表达。
这40年,他真真切切感受到中国打击乐的快速发展,不仅学生数量多,而且全国各地的打击乐比赛、艺术节和音乐会也非常多。
转身
这次在江苏大剧院与俄罗斯新西伯利亚爱乐乐团合作,李飚以指挥家身份登台。他笑说,已经执棒10多年,是老指挥家了。此前他从没把“成为指挥家”作为职业规划之一,一次“意外”倒有些水到渠成的意思。
2011年,李飚受邀参加德国麦伦堡音乐节,同样来参加音乐节的还有匈牙利李斯特室内乐团。这支乐团选了一批难度高且相对冷门的曲目,临时拜托主办方帮忙找一个指挥。事出突然,主办方没有时间联系职业指挥家,情急之下找到了李飚,却没想到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自此,一扇全新的大门为李飚打开了:他第一次站上指挥台,一站就连演了六场,从此便彻底爱上了这种挥洒纵横的感觉。
李飚担任过北京交响乐团艺术总监,中国歌剧舞剧院艺术总监,现在仍是天津交响乐团和天津歌剧院艺术总监。他说,做指挥家后,确实有些变化,比如,演出前不要搬乐器了,拿着指挥棒就可以出发了;还从乐团的最后一排来到了C位;从面向观众,到背对观众。
“打击乐家转行当指挥,是有优势的,因为我们对乐队的节奏脉动把握得更清楚。”转型成为乐团指挥家后,李飚感受到了音乐不同维度的魅力,“做音乐的时间久了,会经常产生一些新想法,当自己的乐器无法表达时,我认为,指挥是唯一可以表达的职业。”
【快问快答】
K=孔小平
L=李飚
K:很多人对打击乐的印象是热情欢快的,是这样吗?
L:其实不一定。所有乐器都可以体现不同感受和不同情感。打击乐也是,可以打击出悲伤、失望这些感情。一个好的音乐家是可以用乐器表达出各种各样情感的。
K:以演奏家和指挥家两种身份活跃在国际舞台,你更喜欢哪个?
L: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角色,打击乐独奏,天马行空,非常自由,是很单纯的音乐家。而乐团指挥和艺术总监,则是艺术管理者。
不过,这两者对体力要求都挺高,指挥家是全场唯一站着的人,还要掌控全局。
K:你现在一年指挥多少场?
L:我最高纪录是一年指挥80多场,算是非常高产了。
K:作为“老”指挥家,现在还有什么挑战吗?
L:指挥也是活到老学到老的专业。而且需要具备的素质是全方位的,甚至精神状态都很重要,毕竟是乐团的中心 ,方方方面面都在“指挥”。
K:你每轮巡演基本上都会安排江苏站,为啥偏爱南京?
L:每次回家乡演出,南京的观众总会带给我惊喜。而且父母还在南京,巡演时也可以抽空回家看看。
文 |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孔小平
拍摄 | 朱信智
剪辑 | 曾宏亮
本文图片由江苏大剧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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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徐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