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逝，在他病逝后，先是张四维出任内阁首辅，然而到了次年，张四维父亲去世，他只好回家守丧，内阁中有可能成为首辅的吕调阳和马自强也相继病死，于是在这个时候，资历最老的申时行出任了内阁首辅。

与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申时行寿终正寝的好下场让很多后世的批评者认为他这个人有点“滑头”，说难听点就是左右逢源，首鼠两端，尤其是在入主文渊阁的九年里，与他的前任张居正大刀阔斧搞改革相比，几乎可以算是懒政不作为，更有辛辣的批评说他这个人没有主见，更没有才能。

事实上，这个评价是不客观的。申时行出生于南直隶苏州府长洲县（今属江苏苏州），他在嘉靖四十一年殿试中得了第一名，成为了当年的状元，走入仕途后，很快就被张居正重用，这足以可见申时行才能是有的。至于是不是懒政不作为，这还得从当时的情况来分析，他在政治上的“不作为”恰好是在张居正大搞改革后，政治上的平静反而给了大明帝国一段时间休养民生，好好发展经济。

有的时候，扭转了局面的，反而是那股看不到的力量。在张居正死后，反对派对他一直进行诬陷，而作为内阁首辅的张四维这时有点心虚了，因为他曾经曲意巴结过张居正，为了撇清自己，他也刻意诋毁张居正，甚至还启用被张居正贬抑的官员。这让张居正的余党很害怕，担心自己被连根拔起，于是他们就拉拢申时行。申时行觉得张四维的做法太过猥琐，内心对他完全不认同，但在他执政后，左右权衡下，他不得不按照张四维的方法继续做，这样才能将那些稳重守成的官员们用起来，申时行这个举措，获得了朝廷里大部分官员的肯定。同样的举措，只是出发点不同。

   姑苏繁华图局部 清·徐扬

不过，这个局面并没有稳定太久，申时行的本意是想将朝廷官员们的注意力从张居正的争论中跳出来，一来避免过多的人事动荡，二来干点别的事情，总不能盯着一个死人的事情来来回回争论不休。但，朝廷里的言官不理解，他们对于张居正的讨伐越来越疯狂，历数张居正执政时的种种罪行。申时行是张居正一手提拔上来的，言官们在指责张居正的同时，总会有意无意地扯到申时行。申时行立志要做一个宽容有海量的人，但羊毛也不能拽着同一只羊薅呐，久而久之，申时行觉得这些言官越发疯狂，于是他决定反击，公开与言官交锋。言官们哪里是申时行的对手？在申时行决定“黑化”的那一天起，就开始想方设法贬黜那些斥责张居正而涉及到他的言官。

申时行与言官的公开对阵，大概是申时行为官生涯中最刚的时刻了。从万历十三年这一年起，申时行算是正式与言官对阵，不过他也并非是蛮不讲理，比如御史张文熙上疏，历数从前的内阁大臣专断的四种表现：一是各部各院都设《考成薄》，记录官吏功过，送内阁考察升降；二是吏部、兵部挂选官员，都得由内阁认同；三是督抚巡接办事，事事都向内阁大臣请教；四是内阁首辅奉诏拟旨，独自形式。对于前三条，申时行觉得有道理，该认怂的地方得认怂，但对于第四条，申时行觉得是无稽之谈，神宗也是申时行的神助攻，认为他讲得对，于是没怎么搭理张文熙。

再后来，又发生了“高启愚案”，那已经不是言官与申时行之间的矛盾了，大多数内阁大臣也被卷入。这个案件是个什么事呢？有个名叫丁此吕的御史上疏揭发礼部侍郎高启愚，说他在主持南直隶乡试时，出了个题，题目是《舜亦以命禹》，是劝进张居正当皇帝。神宗看了后有点无语，就让申时行处理，申时行认为丁此吕用这种暧昧问题陷害人，这一陷害成功就得是死罪，如果大臣们纷纷效仿，这大明朝不是完蛋了么？吏部尚书杨巍一下就看穿了申时行的心意，于是上疏建议将丁此吕贬出京师，神宗认为他们做得对，就采纳了这个建议。可这一采纳，言官们又不淡定了，他们商量了一下，以王士性、李植为首，纷纷上疏弹劾杨巍阿谀奉承申时行，蔽塞言路。

神宗是个墙头草，又倒向了言官们，下诏罢免高启愚，留任丁此吕。申时行见状，就与杨巍一同递交了辞职信，申时行的好友许国也很义气，跟申时行一起辞职，这样可以向神宗施压，最终神宗这个墙头草又倒回了申时行的怀抱，维持原判，丁此吕被贬出京师。言官们“抱不动冬瓜抱瓠子”，又群起攻击许国，但最终都被申时行按照情节轻重集体惩治了，从此言官与内阁大臣们更加对立，水火不容。

这看上去似乎是掀起了一阵阵风波，但申时行与言官的对立以及他后来的一系列举措，难道不是转移了朝廷的注意力，不再把关注力停留在张居正的争论中，避免了更多的人事动荡么？或许，这是申时行这一生在政治上为朝廷做的最大贡献。金陵小岱

【小岱读史为南京作家金陵小岱为紫牛新闻·微史记开设的专栏。金陵小岱著有畅销书“文物里的故事”系列】

校对 李海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