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为媒，简读唐史；感受历史的生动，看见唐朝的29个侧面。著名唐史学者宁欣，以多年授课经验为基础，从唐诗入手，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唐朝的官制、科举、城市风貌、文化生活、交通运输、赋役制度，乃至社会结构变迁、民族交流融合等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述。
近试上张籍水部
·朱庆馀·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这首诗是朱庆馀（生卒年不详）于唐敬宗宝历年间（825-827）参加科举考试前，向著名文人张籍询问自己呈献的诗作是否有机会被录取的探问诗。诗中，朱庆馀将自己比作初入洞房的新娘，将张籍喻为审视新娘的新郎，以羞涩的神态和忐忑的心情探询自己仕途的第一步是否能顺利迈出。朱庆馀因此诗得到张籍的赏识，得其引荐而扬名，在宝历二年（826）中第。
“行卷”与“通榜”
由于科举考试录取不易，为了能够引起舆论和主考官的重视，很多考生在考试之前，会把自己的诗、赋、文章等，或投献给与主考官关系密切的权贵，或奉于在社会上有影响、有地位、有声望的人，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从而能予以推荐，这就叫“行卷”或“温卷”。而且那些有名望、有地位的人确实也有推荐的资格，叫“通榜”。这就是朱庆馀创作这首诗的背景。
“行卷”是一种普遍现象。行卷的时候，一般要把自己最得意的作品放在前面。后来行卷的内容也有变化，从诗、赋、杂文变成以传奇为主。传奇实际就是长篇故事。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盛行，篇幅短。传奇则是讲一个长故事，像白居易弟弟白行简唯一传世的长篇名作《李娃传》讲的就是荥阳公子进京赶考与名妓李娃终成眷属的佳话。
传奇可以见史才，可以见诗笔，可以见议论，兼备三长，于是成为士子热衷的体裁，往往作为行卷的主打作品。可见，唐朝文人留下了很多长篇传奇，是与科举制有密切关系的。
“别头试”
行卷中虽有不少被视为赏拔人才的佳话，但也反映了当时的科举考试中，存在人为干预的弊端。
唐朝科举制还属于初期阶段，并不成熟，有很多主观因素可以影响其公平性。首先，每年的主考官是公开的；其次，试卷是不糊名的。这样一来，一些主观因素——如社会舆论的影响——就容易干预最终结果。谁是有名的文士，谁的文章和诗写得好，舆论就会倾向于谁，这很可能会左右主考官的判断。
据史书记载，某人担任主考官后“私书盈几”（《旧唐书·孔纬传》），即桌子上堆满了各种私下递的条子，甚至发展到某个大人物打个招呼就得录取。如果是当朝权贵子弟参加公开考试，主考官也会有所忌惮，或产生攀附之心而行违心之事。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朝廷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为避嫌，宰相等高官和担任考官官员的子弟要单独考试，不和其他考生一起，叫“别头试”。
这种现象同时带来的另一个弊端就是，一些才华横溢的人会被挡在录取大门之外。如晚唐才子温庭筠，和李商隐并列花间派鼻祖，文采斐然，有“温八叉”之称，一叉一韵，下笔如神。但因为品行受到士人的非难、非议，温庭筠虽然参加了多次科举考试，但都名落孙山。
“一切以程文为去留”
北宋继续实行科举制，但和唐朝相比，还是有了很大变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宋·陆游《老学庵笔记》）成为基本原则。这里的“程文”可以解释为试卷，也就是录取与否主要以考卷的成绩来决定，并且在各个环节都有相应的制度和措施，为的是使考试最大限度地排除主观因素。可以说，真正以考试成绩定取舍，是在宋朝以后。北宋有几个很重要的措施，实际上是科举制逐渐纯粹和完善的体现。
第一，对考生的身份限制基本放开。唐朝时，“怀牒自列于州县”，可以自由报考，但规定有两种人不能够参加科考：一是曾受到过法律惩处，有劣迹有污点的人；二是工商业者和工商子弟，也就是从事了工商业就不能走仕途。北宋在工商业者和工商子弟这一环节上放开了，工商子弟中的才俊照样可以报考。
第二，临时指派主考官和锁院。唐朝主考官是相对固定的，大家都知道主考官是谁，开考前请托的条子就已经递了一大堆，有时主考官也无可奈何。北宋时，主考官是谁大家都不知道，因为很多官员都有资格当主考官，而最终由皇帝临时任命。皇帝指定了以后，便派宫中的宦官直接拿着诏书去找到这个官员，不管他正在做什么，当场宣布，马上带走。主考官直接被送到指定的房间里隔离起来，由内帘官、外帘官监守，不能和外界交流。家属接到通知后，把日用品隔帘送进去，根本接触不到官员本人。即便有人想打通关节，条子也递不到主考官手里。这叫“锁院”。
第三，糊名，誊录。糊名就是考生的姓名密封，背对背考试，考卷也密封。誊录就是考生答完卷后，中央主持考试的机构有誊录人员，负责把卷子重新工工整整地抄一遍，避免考生在试卷上留下痕迹记号。
基于以上几点，“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得以实现。
严格的考试程序和规范，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人为因素的干扰，也就避免了唐后期出现的很多弊端，使得寒门子弟、普通文人晋升无门，甚至出现“寒门俊造，十弃六七”（《旧唐书·王起传》）的局面。
宁欣 《从唐诗走进历史》 新星出版社2023.4
校对 陶善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