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地方志》2021年第1期曾刊发我的《名实互证视野中的长江—<长江历史图谱>评介》。我在文中举例道：
《长江口图》，引人探索长江入海口由三角湾而三角洲的变迁，这是人文改变自然的见证；《沧海桑田图》，涉及“科氏力”对地形塑造与滩洲发育之影响，这是自然影响人文的力量；《江防图》虽以明清时代为主，却也促发人们对于“天堑”“南北”“避难所”“薪火相传”等军事、文化主题的深层思考，彰显了自然与人文的交互作用。
这些话题其实都是颇有意思的。如长江入海口本为三角湾，并因此有了“广陵观涛”的人文现象，而据刘宋山谦之《南徐州记》的记载，“常以春秋朔望，辄有大涛，声势骇壮，极为奇观，涛至江北激赤岸，尤更迅猛”，又显示了广陵涛的气势胜过今天的钱塘潮，究其原因，则在广陵（今江苏扬州市）、京口（今江苏镇江市）之间的长江，远比今日壮阔，所谓“旧阔四十余里，今阔十八里”，即显示了汉唐之间长江入海口段的变迁；至于长江入海口从三角湾变成三角洲，长江江面也随之逐渐收窄，如“明嘉靖以来，江面仅阔七八里”（明末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25）云云，又联系着六朝以来长江流域的全面开发、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泥沙的沉积超过冲刷等因素的影响。
长江万里图局部 南宋·夏圭(传)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理解了长江这样的变迁，我们就能切实明了诸多的史事。比如三国吴黄武四年（225）冬，魏文帝曹丕“至广陵，临江观兵，兵有十余万，旌旗弥数百里，有渡江之志……帝见波涛汹涌，叹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归”，所以我常把这样的长江比作长城，人工的长城屏障着中原王朝，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天堑”，自然的长江护佑着南方王朝，是农耕社会内部南方与北方之间的“天堑”；再如南宋陆游有言：“古来江南有事，从采石渡者十之九，从京口渡者十之一，盖以江面狭于瓜洲也”，而这样事关南方王朝如孙吴、陈朝以及南唐、南宋兴亡的军事形势，又与“科氏力”即地转偏向力有关，因为“科氏力”的影响，长江右岸（南岸）冲刷、左岸（北岸）沉积，所以有利防守的临江矶头、逼岸山地多在右岸（南岸），而不利防守、适合驻兵的江滩多在左岸（北岸），又在冲刷与沉积的水流动力作用、两岸边界条件不同所导致的河床宽窄影响下，长江中下游河段普遍发育着江心洲，江心洲又造成分汊河道，北方军队“从采石渡者十之九，从京口渡者十之一”的战略选择，既与江面的宽窄有关，也与这两处的江中发育有江心洲、河道分汊、同样不利防守有关。
然则回到传统的语境，自然的长江如何影响人文的历史？人文的历史又如何丰富自然的长江？姑以六朝、江苏为时间与空间范围，略举三例，以见其情形的复杂与论题的重要。
长江万里图局部 南宋·夏圭(传)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洲数满百，当出天子”
先举一个发生在湖北、而特别关涉江苏的典型事例。《资治通鉴》卷165梁元帝承圣二年（553）八月庚子：
下诏将还建康，领军将军胡僧祐、太府卿黄罗汉、吏部尚书宗懔、御史中丞刘瑴谏曰：“建业王气已尽，与虏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无及也！且古老相承云：‘荆州洲数满百，当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数已满，陛下龙飞，是其应也。”上令朝臣议之。黄门侍郎周弘正、尚书右仆射王褒曰：“今百姓未见舆驾入建康，谓是列国诸王；愿陛下从四海之望。”时群臣多荆州人，皆曰：“弘正等东人也，志愿东下，恐非良计。”弘正面折之曰：“东人劝东，谓非良计；西人欲西，岂成长策？”上笑。又议于后堂，会者五百人，上问之曰：“吾欲还建康，诸卿以为如何？”众莫敢先对。上曰：“劝吾去者左袒。”左袒者过半。武昌太守朱买臣言于上曰：“建康旧都，山陵所在；荆镇边疆，非王者之宅。愿陛下勿疑，以致后悔。臣家在荆州，岂不愿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贵，非陛下富贵耳！”上使术士杜景豪卜之，不吉，对上曰：“未去。”退而言曰：“此兆为鬼贼所留也。”上以建康凋残，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从僧祐等议。
此事的背景是：首先，梁元帝萧绎本为湘东王、荆州（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刺史、都督荆雍湘等九州诸军事、镇西将军，他在荆州经营了20余年，内心自然是不愿“还建康（今江苏南京市）”的，这样的情形，正与明成祖朱棣从南京迁都北京相仿佛；其次，梁朝的“建康旧都”，因为惨遭侯景叛乱的毁坏、梁武帝萧衍被囚驾崩的影响，已经显得“凋残”，似乎“王气已尽”，况且还与定都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的北齐隔着长江对峙，军事形势可谓危殆，于是主张定都江陵者便称建康不宜再作都城；第三，长久以来，长江中游的楚地或荆州流传着“洲不百，故不出王者”（刘宋·盛弘之《荆州记》）、“荆州洲数满百，当出天子”之类的谚语或预言，按在传统时代的文化语境中，这样的谚语或预言往往被视为天意、民心的表达，拥有着今人所难以想象的“力量”。如《南史·梁本纪下·元帝纪》所述：
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古老相承云：“洲满百，当出天子。”桓玄之为荆州刺史，内怀篡逆之心，乃遣凿破一洲，以应百数。随而崩散，竟无所成。宋文帝为宜都王，在藩，一洲自立，俄而文帝纂统。后遇元凶之祸，此洲还没。太清末，枝江杨之阁浦复生一洲，群公上疏称庆，明年而帝即位。承圣末，其洲与大岸相通，惟九十九云。
据此，东晋晚期强藩桓玄的篡逆、刘宋初年宜都王刘义隆的纂统以及他们的先后败亡，竟然都与长江“荆州洲数满百”还是“惟九十九”的交替“异变”吻合对应。至若梁朝末年湘东王萧绎的即位称帝、定都江陵，既是“百数已满，陛下龙飞”的瑞应落实，更是“悔无及也”的重大失误，盖梁元帝萧绎“意亦安之”的选择定都江陵，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四海之望”“王者之宅”的建康；而放弃建康的结果，又诚如南宋李焘《六朝通鉴博议》卷10所云：
建康之地，前枕大江，后倚百越，左扰泗、海，右连荆、蜀，缓急有变，左右前后迭为屏蔽，此于形势之中，王者之居也。而元帝有如此之势，不能居之，顾恋旧镇，不忍轻去，不知蜀、雍既去，楚为孤立，介居一陲，前后无援，是自闭于穴中也，欲不亡，得乎哉？
果然，承圣三年（554）十一月，江陵为定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的西魏、驻扎襄阳（今湖北襄阳市）的西魏附庸梁王萧詧的联军所破，称帝刚刚两年的萧绎被执处死，王公大臣与十余万百姓被虏关中。至于这场变故的影响，实在广泛、深刻、持久，概括言之，不仅再都建康的梁朝已为平灭侯景叛乱的权臣王僧辩、陈霸先所控制，而且557年十月陈霸先就取代梁朝，建立了陈朝；不仅西晋永嘉之乱以来陆续南渡的北方侨人势力，经过侯景叛乱、江陵陷落的两次沉重打击而基本崩塌，而且代梁而立的陈朝，“同于三世纪三国时代吴国，而为完全南方色彩的朝代”。又尤为悲惨的是，承圣三年十一月甲寅（555年1月10日）夜，“性爱读书”、著述宏富、自诩“韬于文士”的梁元帝萧绎，当江陵不守时，竟因“读书万卷，犹有今日”的崩溃仇怨，将从建康朝廷移来与自己积累的古今图书14万卷，付之一炬，尽数焚毁，酿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场空前的浩劫。然则令人感慨无限的是，部分催生或引发了上述这一系列政治、社会、文化巨变的发酵剂或导火索，竟是本属自然现象的长江“滩洲发育”，这大概是习惯于“科学”思维的今人所无法理解又确实存在的“迷信”结果吧。
胡阿祥
（本文原发《江苏地方志》，经授权转载）
校对 李海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