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登山

吕坤是明朝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其著作《坤吟语》一书畅销一时，他与沈鲤、郭正域被当时称为为万历年间“三大贤”。清朝道光六年（1826），朝廷应礼部之呈请，吕坤被入祀孔庙西庑，这是他去世已逾两百年之后，被清廷官方认定为 一代“真儒”。刘金芳《商丘历史名人吕坤：一位被稻盛和夫敬佩的儒者》文中说：“吕坤的思想不但影响国内，同样在国外也有很大影响，吕坤的著作《呻吟语》，先后被翻译成二十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发行，在日本、韩国、美国、埃及等国家也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同样也影响了日本商业界。‘深厚沉重是第一资质，磊落豪雄是第二资质，聪明才辩是第三资质。’这是吕坤在其《呻吟语》中对于人才的分类。被誉为日本四大‘经营之圣’之一的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深受此书影响，直言《呻吟语》是他修炼自己与管理企业的四本书之一。”

稻盛和夫

吕坤（1536-1618），字叔简，号新吾，河南宁陵县人（今属河南商丘），幼时读书，即厌训诂家言，谓其杂乱零落，不切实际，弃而不学，日惟默坐澄心，体认天地事物之本旨，久之便有所澈悟。到了十五岁，四子五经皆能习诵。明世宗嘉靖四十五年（1561）中举人，穆宗隆庆五年（1571）中进士，但因母亲去世，回乡服丧。三年期满，到了神宗万历二年（1574）才出任山西省襄垣知县。到任之后，治尚严明，抚良惩暴，又设法积谷救饥，立河仓，修堤防，邑民赖之以安。又修学宫，设学田，时常召集诸生，讲授经术，一年之间，政通人和。很快，他又调任大同令。大同任职期间，他除暴安良，秉公执法，时人赞叹“天下第一不受请托，无如大同令”。在大同一年多的光景，调中枢为吏部主事，任事之后，峥峥直言，不稍畏忌。在部十年，论劳绩应当转升京卿，可是因他不结当道，遭同僚的忌妒和排挤，被放为山东参政，出守济南，三年之内，济南一带大治，四境升平，民安物阜。万历十八年，调升山西按察使，过了一年，又调为陕西布政使，再过一年，调升巡抚山西右佥都御使。在此为官期间，他都能够“正己率属，身体力行，不受馈遗，不取赎羡，不妄荐以官，不枉劾以职。”

万历二十二年，吕坤调升刑部左侍郎，任上三年，朝政日非，征敛苛杂，他就上了一道奏折，慷慨陈词，痛切地毫无规避隐饰的指摘时政，这份《 忧危疏》对皇帝的揽财怠政及国家治理上的诸多弊端都有指出，也因此触怒神宗，被留中不发，吕坤遂愤然辞职，闭门专心著述。面对朝局日渐败坏，世风日下，他的内心充满了愤慨和失望。他在《自撰墓志铭》说：“今已矣，欲有所言，竟成结舌；欲有所为，竟成齎志。”吕坤拥有一颗为国为民的正直之心，然他的公正，他的无私，他的廉洁，他的敢言，为世者所不容，黄宗羲这样评价他：“每遇国家大事，先生持正，不为首鼠，以是小人所不悦。”

当归林之日，他也不过四十几岁。他在家中，度过下半世的光阴。他虽然悠游林下，但并没有休息，日与门弟子讲经论道，切磋道德，宁陵古称沙随，人都称他为“沙随夫子”。黄宗羲曾经在《明儒学案》中赞扬他说：“一生孜孜讲学，多所自得，大抵在思上做工夫，心头有一分检点，便有一分得处，盖从忧患中历过，故不敢任情如此。”

吕坤致力于倡导实学，讲究经世致用，他继承实践阳明心学知行合一的观点，主张用真实有用的实学，来推动社会改革、躬行地方实践，在当时形成了一股社会思潮，推动“致良知”对乡民的教化。吕坤著述颇丰，主要作品除《呻吟语》、《实政录》外，还有《去伪斋集》、《闺范》、《演小儿语》、《四礼翼》、《 四礼疑》、《交泰韵》等二十多部，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女子教育、童蒙教育 、修身处世以及礼法、医学、音韵等诸多领域。

《呻吟语》共六卷，分内、外篇，前三卷为内篇，有性命、存心、伦理、谈道、修身、问学、应务、养生等八篇；后三卷为外篇，有天地、世运、圣贤、品藻、治道、人情、 物理、广喻、词章等九篇，总计十七篇。《呻吟语》分卷、分篇、分章编排，每则内容相对独立，围绕一个主题，集中谈一个问题，多非问答之语，而以独白为主体，虽有少量的对话，但对话的另一方常以“或问”、“人问”的身份出现。这都是吕坤自己的假设，其目的是为了凸显问题的答案，它不同于《论语》是由孔子门人编撰的缺乏一致性。《呻吟语》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学者魏峨指出它有三大特点：一是文辞贴近口语，通俗、自然、浅显；二是有感而发，不作无病呻吟；三是所录要言不烦，多非长篇大论。其中所录，有的不过三言两语，最长一则也仅有六百三十字，言简意赅，意味深长，字里行间蕴藉着深刻的思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譬如《修身》篇，吕坤说：“人生天地间，要做有益于世底人。纵没这心肠、这本事，也休做有损于世底人”。那做人应该达到何等境界呢？他说：“士君子只求四真：真心、真口、真耳、真眼。真心无妄念，真口无杂语，真耳无邪闻，真眼无错识。”“真”是做人的标准，就是要内心坦荡，用一颗真心来对待一切人和事。他并提出一个人有过要认过，还要改过，他说：“有过是一过，不肯认过又是一过。一认则两过都无，一不认则两过不免。”而对于“贫富、贵贱、得失、荣辱”要保持平常心、旷达心，他说：“我身原无贫富、贵贱、得失、荣辱字，我只是个我，故富贵、贫贱、得失、荣辱如春风秋月，自去自来，与心全不牵挂，我到底只是个我。夫如是，故可贫、可富、可贵、可贱、可得、可失、可荣、可辱。”

在《问学》篇，他主张学问贵在自得、创新，他反对“摄着人家脚跟走”，也不赞成“跟着数圣人走”，强调“各人走个人路”。他提出“学以自得为宗”的治学思想，还提出“心术、学术、政术”对一位学者的重要性，即“心术要诚，学术要正，政术要仁”，而此“三术”中，以“心术”最为重要，也就是说学者最忌讳“器度小”“小家子气”和自欺自利等。

至于在《应务》篇，也就是在为人处事上，他认为“察言观色，度德量力”这八个字最为重要。与人交往，“疑心最害事”，而做事要从“实处着脚，稳处下手”。他说：“余行年五十，悟得‘五不争’”，而所谓“五不争”就是“不与居积人争富，不与进取人争贵，不与矜饰人争名，不与简傲人争礼，不与盛气人争是非。”这是吕坤人生处事的经验之谈。

《呻吟语》的写作时间长达三十年，吕坤从嘉靖四十二年（1563）开始撰写，一直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才刊行，而刊行之后，仍笔耕不辍，到了万历四十四年（1616），又刊行了两卷本《呻吟语摘》。两本著作的写作，前后长达五十三年，在八十三岁的生命里，其实已经超过他的大半生了。这其中包含吕坤对人生和世情的观察、思考、认识和探索，充满了睿智的哲理、真情的感悟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是他大半生经验和智慧的结晶。也为后人在启迪心灵、品味人生、闺范道德、指导实践方面提供了借鉴，也因此被称为一本人生的百科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