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1855年—1939年），字卜五，号菊人、水竹邨人、弢斋主人、东海居士等，生于河南。清光绪朝进士，历任军机大臣、兵部尚书、东三省总督等职。自袁世凯小站练兵时就追随袁世凯，成为北洋集团重要核心人物之一。1918年任民国大总统，1922年辞职。徐世昌国学功底深厚，一生编书、刻书30余种，文章诗词书画皆精，被后世称为“文治总统”。

一般认为，徐世昌属于中国近代史上“位高权不重”的人物，以往学界多将研究重点放在他和袁世凯的关系以及其晚年不事倭寇的爱国情操上，而对其面对时局做出的诸多判断与抉择却研究不多。

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上海大学中国史出站博士后李泽昊，致力于徐世昌的研究近20年，他利用国内外两百多种文献资料，写出《变局·能臣·转机：徐世昌新政研究》（上海三联出版社）一书，从尘封的历史暗角处挖掘出徐氏在晚清新政大潮中的诸多方面。

一

记者：徐世昌从一介翰林书生而能在北洋时代崛起成为政坛新贵，是什么原因？

李泽昊：北洋时代，一般指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到1928年奉系易帜，民国在形式上实现统一为止的时期。中间历经武昌起义，清帝逊位，民国初创等等。

徐世昌能够在北洋时代崛起，原因是多方面的。

徐世昌生于河南，早年丧父，家道中落，其母刘氏系清季桐城派古文家刘大魁之后。刘氏知书达理，课子甚严，徐世昌从她的言传身教中懂得“居家必先忍让，报国不避艰险”等道理。而此时，恰值中国内忧外患，烽火处处之际，中国的政治、军事发生了空前的变化，教育与科学文化方面也同样如此。受时代的影响，徐世昌不满足于四书五经，常遍访中州各地贤士益友，“切磋文艺，研讨时局”。他还注意西学，积极探求救国救民之道。

徐世昌为人处事大有过人之处。例如，他在翰林院任编修之际，官职低微，俸银很少，生活清贫，捉襟见肘。他闲曹9年，未曾任过一届学差，或者乡试同考官，但徐世昌专心任事，不急名近利，广结名士，安心等待时机。他曾与李鸿藻的二儿子李符曾结为盟兄弟，又与三子李石曾关系密切。后袁世凯得为小站练兵大臣，李鸿藻是主要推荐人之一。徐世昌还曾去鹿传霖家，教其两子学檀、学良读书，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及光绪帝逃往西安，鹿传霖以江苏巡抚提兵勤王，擢升为军机大臣，徐进一步与之联系，“传霖遇之甚亲，机要辄引与共谋”。徐世昌“对客语言爽实而不欲以才气自见”，即便是与袁世凯素有间隙的瞿鸿機，对徐也另眼相看，“鸿機于世昌，独加信任，谓其谨厚”。

同时，徐氏远祖居浙江，后移居天津，因而徐有浙江、直隶、河南三个籍贯，这为他日后广结乡谊便于联络准备了好的条件。他和袁世凯等论河南同乡，与孙宝琦、钱能训等论浙江同乡，与冯国璋、曹锟等论直隶同乡。

当然，在所有原因中，徐世昌因政治上的远见卓识而为当权派所赏识无疑是最主要的原因。

记者：一般认为，徐世昌的崛起还得益于袁世凯的推举。

李泽昊：因“徐世昌与袁世凯相交最亲”，时人有谓“徐世昌以翰林起家，一跃而为东三省总督，权势在各督抚之上，此皆袁世凯荐之”。其实，这也是徐世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打动了袁世凯。

青年时代的徐世昌与当时豫东巨族之后的袁世凯相识，二人初次见面便畅谈“极其融洽。特别是他们反对八股文的意见，完全一致”。又因意气相投，遂喜结金兰之好。他们常常“秉烛夜谈，抵足而眠”。后来，徐世昌准备进京参加科举考试，袁世凯得知他的盘费不足，“就资助了他一些钱，使得他顺利地前往北京”。1886年，徐世昌赴京应试，得中进士，入翰林院，三年后，授职翰林院编修。

中日甲午战起，徐世昌积极参与国事。他上言清廷建议起用奕訢和张之洞，弹劾李鸿章，并主张举办洋务，兴学变法。战后，徐氏的言行表现，在京城官场上已小有名气。1895年夏，由徐世昌参与的维新派政治团体强学会在北京成立，徐特约袁世凯一同加入，但袁意不在入会而在练兵，常与徐议论变法为当务之急，练兵御侮乃为第一要义。此时，徐世昌开始为袁世凯疏通朝廷上层，多次“与同署六人联名奏请练习将才，增练新军，由掌院代递”。反过来，袁世凯也不断地向清廷推荐徐世昌“学粹品优，才知明敏，尤能留心兵事，谙习戎机，洵为体用兼备”。

徐世昌一生最重要的开端，是在1897年。此年，袁世凯“奏调”徐世昌到北洋新建陆军，徐世昌不顾清流非议，欣然相从，接受了参谋营务处总办的差委，而当时以翰林入营务者稀有。徐机警富于谋略，善筹划，深为袁所倚重，甚至当袁不在军营时徐可代行处理军务。徐、袁志同道合，相济相扶，一场全面仿照西法，以改革军队装备、编制、军制和训练为主要内容的新式陆军编练活动在小站开始起步了。

9月，徐世昌由天津至武昌，考察湖北改革情况，他“遍阅织布厂、缫丝厂、银元局、铁厂、枪炮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所言“挽回大局之要为变科举，立学堂，多设报馆，广开铁路，而尤主士农工商兵，即西人征兵之制也。又详论中西学术及西政、西学之分，而痛恨词章帖括之束缚人才”。徐世昌的言行见地被当时以深明时务、举办洋务而名噪一时的张之洞所赏识，张欲留徐久居幕府，被徐婉辞。

在北洋诸武人当中，徐世昌学识高，资格老，既精传统文化又通西方法理。他不仅总揽了北洋集团上奏下达的全部文书，而且团结内部，联络官场和左右人际关系也出力甚多。英果严毅的办事作风，老成持重虚怀若谷的性格特点使徐世昌在北洋新建陆军中形成了很高的威信。就是袁世凯本人，每遇大事也必首先就商于徐。

而北洋诸将此时与徐世昌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徐日后之飞黄腾达，即根于此。如张勋，其人为北洋新建陆军管带之时，便对徐文武兼资的殊才敬佩有加，专门投上正式之帖拜徐为师，徐也乐于收为学生为北洋效力。徐世昌到东三省总督任后，特命张勋为东三省行营翼长。嗣后以张勋剿匪有功上奏朝廷请求褒奖，清廷授张勋为实缺提督，许其专折奏事。张对徐感恩不尽，做事更加卖力。

1905年，北洋新军六镇全部练成，徐世昌对此功不可没。小站练兵之后，徐世昌逐渐由幕后走到台前，成为晚清中央政府新政决策的重要的参与者。

二

记者：在清朝灭亡之前，徐世昌在政坛有哪些值得一说的作为？比如在维新运动中，他的表现更倾向于“遗老”还是具有“新”思想的政坛“新人”？

李泽昊：袁世凯、徐世昌在主持新军编练过程中，很难排除其图谋个人势力发展的动机，由此而形成的北洋集团也的确成为两人日后在政坛上呼风唤雨，左右和改造时局的资本。毕竟，做为封建官僚蜕变而来的新政治家，旧时代功利主义在他们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但当这种个人和集团利益与社会前进方向一致时，它所体现的进步意义便值得肯定。无论如何，新军的发展对于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发展以及近代中国军事与世界的接轨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所以，我们在判断徐世昌新政的历史功过时，也应该把问题放入当时的历史范围内来研究，一看他的改革比以前的历史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二看其对社会生产力的作用。

1901年1月29日，清廷在西安下诏变法，是为清末新政之始。4月，袁世凯上奏由徐世昌参与起草的《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为新政上谕发布后督抚之中率先上奏者。其所建言十事，其要如下：

一、整顿京师大学堂，各省多设学堂，推行西学。

二、减科举名额而增设实科。实科者，各国语言文字及各国政要经济时务也。

三、设官报局以开民智。

四、简派王公、官员赴各国游历以广见闻。

五、严格考核，培训官吏。

六、严肃政令，整顿朝纲。

七、设商会以振兴工商。铸统一之银币。

八、设军事学校以修武备。

九、考选使臣，洞悉外情。

十、增官俸以养廉，严惩贪污。

在奏折的末尾，他们写道：“昔越王勾践，困辱备尝，生聚十年，率雪大耻；近世普法之战，法几不国，经营未久，复抗群雄；日本一岛国耳，幅员不及我之三省，明治维新，遂成望国。况我中国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饶，为万国所不逮。果能切实整顿，力求愿我皇太后、皇上兢业一心，恢张百度，行之以所，不责近功，持之以恒，不摇定见，斯治安之理已得，即强盛之效可期。”这份奏折充分体现了徐、袁的革新思想与新政举措，知耻后勇，力图有所作为之心跃然纸上。

不久，徐世昌被袁世凯推荐而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见仪表端凝，奏事明晰，大喜，退告左右曰：‘世昌者足继李鸿章矣’”。徐世昌此后扶摇直上，1903年，奕劻、袁世凯为练兵大臣，徐为练兵处提调，次年即署兵部左侍郎，1905年，擢升为军机大臣，巡警部尚书。

1905年10月，作为新政的重要内容，用以维持城市治安的巡警部成立，徐世昌为尚书，负责全国的巡警事宜。他知人善任，勇于任事；提高巡警的社会地位，改善巡警的形象；奏准在全国普遍创办巡警学堂，进行警政建设。徐任职时间虽短，但对中国巡警制度的确立与巡警的近代化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受日俄战争影响，全国各地立宪呼声日高。当时报纸盛传袁世凯、张之洞、周馥联衔奏请于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这极大地促进了立宪运动走向高潮。1905年7月，清廷命包括徐世昌在内的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

却不料，五大臣竟遭炸弹袭击。徐世昌在日记中记载：“起行至前门外车站，送行者甚多，周旋良久。登车后将发，忽炸弹爆发，烟气弥漫，车轨震损。泽公、绍越千各受微伤。仆人王顺受伤较重。车外毙踣三人，送行者受微伤者甚多。随员萨荫图一家数人受伤，有死者。车内轰炸碎一人，似施放炸弹者。忽有此暴动之事，良可怪也。停车不行，到练兵处草奏。”在受伤人员的记载中，徐世昌没有提及自己的伤情，可见他被火灼伤十分轻微。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萨荫图一家伤亡惨重。不过，徐世昌还是提供了现场受伤人员更多的情况，即他的仆人王顺受伤较重，且送行人员也多受到伤害。突如其来的炸弹虽改变了徐世昌等人的行程，引发短暂的惊惶，但他认为这起刺杀活动不过是偶然事件，是“可怪”而已，不曾料到这是革命党人此起彼伏的暗杀行动中的一例。或许是身在局中之故，也或许是因被传统思维禁锢，徐世昌并未觉察出这里有着民众急求变革的意义。

在他眼中，这次炸弹袭击仅仅是一次意外，一件发生在京城的寻常治安事件。

袁世凯、徐世昌认为“民主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只有君主立宪才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定的可靠保障”，必须“赶紧预备立宪之一法，若仍悠悠因循，听其自然，则国势日倾，主权日削，疆域日蹙，势不至今日朝鲜止”。而他们认为实行君主立宪的社会基础便是地方自治。1906年8月，在徐世昌的帮助下，袁世凯首开风气之先，设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地方自治机构——直隶自治局。为宣传自治和培养自治所需的人才，还专门成立了“天津地方自治研究所”和“天津地方自治学社”。这极大促进了民主宪政理念和现代法制思想的传播，影响深远。

总之，甲午战后，徐世昌站在时代发展的前列，对变法改革持积极的态度。小站练兵的实践又使他具备了实际工作的经验，对改革的认识也更加深刻。

清末新政后，徐世昌的改革思想逐步成熟。随着政治地位的上升，徐世昌最终成为新政改革的中坚力量。

记者：1907年4月，清廷宣布东北改建行省，并设置督抚。徐世昌以首任总督身份全权管理东三省新政改革事宜，史称“徐世昌新政”。如何去评判徐世昌的“新政方案”？

李泽昊：徐世昌受命东三省总督之际，三省情势可谓荆棘丛生，艰危异常。徐当此重任，左支右绌，惨淡经营。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新政措施，从内政到外交，从政经到文教，“庶务勃兴，百废俱举”，使东三省旧貌换新颜。

徐大刀阔斧地对东三省原有的行政机构和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初步建立起具有资产阶级三权分立雏形的新的行省体制，拉开了清末全国地方官制改革的序幕。

继而着力振兴农工商业，促进三省经济结构的近代转型。这不仅为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东三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抵制了日俄的经济侵略活动。

举诸外交，东疆抗日，北边防俄；举诸内政，荡除匪患，敉平蒙乱。其经营蒙荒、巩固边防之举；刷新行政，提倡司法之议；兴办实业，开办屯垦之行；广开学校，振兴工艺之策，虽“或筹备而未及实行，或创办而未及收效”，半途中辍，令人扼腕。他如“借国债、立银行、行开放、联与国”诸大端，均力与愿违，未奏全功。概因当时清政府已途穷日暮，大厦将倾。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背景下，徐世昌的改革必然受到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存在着种种缺陷和不足，更无法彻底扭转后来外敌对东北的争夺，但他已尽了最大努力，凡所举措，在唤醒人民、抵抗侵略和掠夺的抗争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1909年4月，徐世昌在交卸前上奏清廷，将治东大计及经营举措详细备见，并与新任总督锡良“连日详谈三省要政”。锡良接任后，“仍不外将前督徐世昌所筹各事赓续办理”。入民国后，东三省很快就成为在全国政治、军事、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区，这与徐世昌改革的成功及所产生的影响有重大的关系，诚如徐一士所言：“观民国20年东省事变之因果，益觉徐氏良有深识远见矣。”

徐世昌新政既是清末地方新政改革的成功案例之一，也是北洋集团实力与能力的一次良好展现。

北洋集团势力进入东三省，是该集团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它保证袁世凯夺权时期东北地区的安宁，也造就了日后自称“北洋袍泽”的奉系军阀。著名历史人物张作霖、张勋、吴禄贞、倪嗣冲、施肇基诸辈，也均在此时初露头角，登上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从而对于清末民初的国内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08年11月，清帝光绪、慈禧太后相继逝世，朝局为之一变。徐世昌深恐新旧政权交替之际，朝廷对于东三省情形不尽明了，特撰《上监国摄政王条议》，洋洋万余言，将东三省筹办的重要事宜，逐一详加剖陈。他疾呼：“日、俄一有战祸必以东三省为将来之战场，而日、俄二国无论何国与中国启衅，东三省必首受其祸。更无论东三省不保，附近蒙古即随之而亡。屏蔽尽失，而关内无安枕之日矣！”足见徐世昌之远见卓识。

1909年初，受袁世凯的牵连，徐世昌卸东三省总督任，内调邮传部尚书。1918年，徐世昌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在徐的支持者当中，就有许多曾是其督东之时所重用的人。

1922年，徐世昌隐居天津，与政治绝缘，甚至几乎从不阅读报纸。而当“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徐世昌每天叫侄女为其上街买报读报，密切关注时局的发展。亲身的督东经历使徐深知日本对东三省、乃至全中国的侵略野心。面对这种行将亡国灭种的悲惨局面，徐世昌以其老朽之身，对国家、对民族忧心忡忡。他一再对身边的人说：“大敌当前，国内应团结协作，一致抗外，方可挽救民族危机。”

回想起自己在东三省总督任内苦心经营的历程，徐世昌思绪万千，壮志未酬之憾溢于言表：

风云满眼起边烽，慷慨当年忆旧从。

莫谓黑河屯戎苦，肯消冰雪事春农。

虽然，徐世昌的督东生涯只有短短的两年，但这在他的人生经历中却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变局·能臣·专辑——徐世昌新政研究》李泽昊 著  2021年11月出版

三

记者：徐世昌晚年退居天津直至离世，时人对徐世昌有何评价？

李泽昊：1918年，徐世昌经皖系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但“位高权不重”。他标榜偃武修文，下令对南方停战，在北洋军阀各派系的斗争中，徐世昌惯以元老身分和居间调和者的角色因势操纵，但均无结果。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锟、吴佩孚逼徐去职。徐被迫回天津。晚年，借助僚友门客编撰书籍30余种。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徐世昌对外声明了自己的立场：“中国只有团结抗战，才能救亡。”

1937年冬，有汉奸造访，请其出山与日本订立“亲善条约”，以换取日方撤兵天津。徐世昌以年老为由拒绝。1938年，土肥原贤二约见徐世昌，仍遭拒绝。汉奸金梁等人曾是徐氏门生，他们也上门来劝徐世昌，徐世昌愤然大骂。1939年6月5日，徐世昌病逝。6日，香港《大公报》发表题为《徐世昌死矣》的社论，文章写到：“奸人败类，希意承旨，游说徐门，威吓利诱，不止一次，徐迄不为动。”

6月8日，林森以重庆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又对徐世昌作一盖棺定论：“徐世昌，国之耆宿，望重群伦。溯其生平，学识闳通，风度冲穆。秉政之日，对内以和平息争为念，对外以维护主权为心，功虽未竟，志业自有可传。”在徐的晚年，“卧病弥留，撄怀国难，尤见忠诚固结，始终不渝”。

当时在中国的一位外国记者则评述道：“徐的政治才能很难用现代政治家标准来评价。他非常忠实于传统中国的文化和制度，然而正是这些爱国精神使他卷入了现实社会中那些无休止的权力争斗，但一个学者型官员却驾驭不了它。徐无疑是中国权益的捍卫者，却不能使用现代方法去实现，这正是其悲剧之据。”

的确，在清末民初社会激烈动荡与转型时期，历史人物的政治立场、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发生复杂的分化。不同程度的与时偕行和不同程度的守旧抗新交织一起，构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缤纷的文化风景线。作为一位受旧道统、旧文化所“化”很深的“一个中国的读书人”，徐世昌自觉地充当了儒家文化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卫道士。他一生编纂刊印《清儒学案》《晚晴簃诗汇》《大清畿辅书征》《大清畿辅先哲传》《颜李学》《退耕堂政书》等数十种文献，皆为学术史上重要之著述，成绩斐然。从文化传承角度审视，徐世昌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一点也得到梁启超、容肇祖等先贤不同程度的认可。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校对 李海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