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登山

梁启超的名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可说是如雷贯耳，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有关他的传记，截至目前为止，已超过八十余种。但笔者所选的这两种，有个特色，是作者本身和传主梁启超有过密切的接触，其中之一的吴其昌是梁启超的学生，而另外一位作者毛以亨可算得是梁启超的知己和朋友，他们在一九一八年同船赴欧，在船上朝夕相处五十天。这两位作者在为梁启超作传有别人没有的独特视角，就是他们都有过近身的观察，对于梁启超的言行笑貌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因此他们不同于其他传记作家或学者写的传记只是依靠材料而缺少亲历，为此我特将此两本书合在一起，称为《我的师友梁启超》。另外吴其昌的《梁启超》于1944年出版（重庆胜利出版社），被认为是第一本写梁启超的传记（虽然1934年王森然写过〈梁启超评传〉，但那毕竟只是单篇论文），具有其开创的贡献。而在吴其昌之后，就是毛以亨所写的《梁启超》，它是1957年在香港亚洲出版社出版的。这两本书可说是在梁启超的传记史上，分别是第一本及第二本，有其开创之功，也因此将其合在一起重新出版，有其特殊的意义。

一

吴其昌（1904-1944）是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是徐志摩的表弟，早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馆。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梁启超和王国维，从梁启超治文化学术史和宋史，从王国维治甲骨文金文和古史，深受两位导师的赏识。时人以为：“吴其昌研究学术，继承了王国维的衣钵；发为文章，则一秉梁启超的文心。”，洵为知言。之后，自1925年11月开始，吴其昌并专责记录和整理梁启超的清华讲稿，此后梁氏多篇演讲稿均经其手而成文的。1927下半年始，吴其昌甚至搬到天津梁家，协助梁氏处理文案。次年，得梁启超举荐，吴其昌受聘南开大学，开始走上高等学府的讲坛。1929年1月，梁启超病逝。9月灵柩安葬时，吴其昌代表清华大学研究院全体同学在墓前致辞，充满深情的《祭梁启超先生文》亦出自其手。他满含对导师遽尔去世的悲痛，深情忆述了往日师弟间其乐融融的问学情景：

忆我初来，稚态未薙。如拾土芥，视天下事。泼瀋疾书，一文万字。古杰自侪，时贤如沬。 读未盈卷，丢卷思嬉。清华芳树，故解人媚。况有晚风，往往动袂。华灯初上，新月流睇。 呼其朋雠，三四为队。师家北苑，门植繁李。率尔叩门，必蒙召趋。垂诲殷拳，近何所为？ 有何心得，复有何疑？ 斆治考证，得证凡几？群嚣杂对，如侩呼市。画地指天，语无伦次。师未尝愠，一一温慰。亦颇有时，伸手拈髭。师居慈母，亲我骄儿。虽未成材，顾而乐之。此一时也，而如隔世。

此外，吴其昌还撰写《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等文章，而这些文章为梁启超真实身影留下了相当珍贵的史料。

吴其昌

1943年，重庆胜利出版社为发扬文化传统、凝聚民族精神，组织编纂“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时，特邀吴其昌承担《梁启超》一书的撰著。因为吴其昌是梁启超的高足，再加上他治学严谨，可说是不二的人选；而吴其昌既感师恩，又以民族文化建设为己任，慨然应允。 他不顾自身病势沉重，在1944年1月20日给主编者潘公展、印维廉的信中写道：

“……其昌受命奋兴，时病正烈，学校正课，至请长假，而犹日日扶病，搜集史料，规划结构，创造体例，起打草稿，虽在发烧、吐血之日，亦几未间断，其事至苦，因之效能迟缓，屡误交稿之期，甚用愧对诸公耳。近两月来，几于日夜赶撰此稿，朋友劝阻而不果。今幸不辱尊命，已将上册三章五万字完成，奉呈教正。其昌正因负责、确实、认真三义坚守不逾之故，乃至误期；更因疾病缠绵，时撰时辍，甚望二公深切体谅。本书为其昌呕血镂心之著述。虽片言只字，未敢稍苟，亦以聊报二公辱命之雅，并翼少酬先师任公知遇之厚也。”

而在1944年1月30日，吴其昌在给侯堮的信中又说：

“潘公展、印维廉二先生嘱撰《梁启超传》，十二月中旬开始动笔，一口气写五万字足，直至一月十九日，始告一段落，身体太弱，写四五天必须睡息一天，辛苦！辛苦！”

而这书稿完成之后的一个月，1944年2月23日，吴其昌因因肺痨咯血病逝，《梁启超》是他的绝笔之作。该书虽只五万多字，却饱含深情地记述了梁启超的一生及其政治、学术思想，其书的风格、体例和梁启超写的《李鸿章传》类似，吴其昌也成为唯一一位为梁启超立传的弟子。

北大教授夏晓虹说：“（吴其昌）将生命的最后时日奉献给自己的导师，得学生如此，梁启超应该很满足了。”而吴其昌实践了梁任公国难当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之誓言。他的《梁启超》亦因之以“半部梁传”之名，誉满天下。

吴其昌的《梁启超》还有一特色，是很多历史细节，他还可听到传主梁启超的亲自讲述，例如戊戌死难中的谭嗣同他精忠壮烈的行为，尤为可泣鬼神，可风百世。

吴其昌除了在传中引述梁启超所写的《谭嗣同传》之外，他还记述：“这壮烈史迹，民国十六年夏，梁先生亲和其昌再讲一遍，从黄昏直讲到天亮。 已经隔着三十五年了，梁先生还是老泪纵横，其昌也不觉热泪夺眶。”而同样梁启超的《刘光第传》记刘光第父子殉国说：“君（刘）既就义，其嗣子赴市曹伏尸痛哭一日夜以死。”而吴其昌则补充说：“三十五年后梁先生亲为其昌追述当时的情形说：‘裴村（案：刘光第）临刑，其嗣子不过十四岁或十六岁，仓促确知，别无法救；赶赴刑场向监斩官刚毅叩头流血，请代父死，不允。既斩，抱其父头而哭，立时呕血，半夜而死……’闻之酸鼻。”这些细节场景的描述，非得之当时亲历亲闻者的口中，是无法详述的，所以吴其昌的《梁启超》某些部分还可称为口述历史，较之后来的人所写的传记更为珍贵。

梁启超

二

毛以亨（1894—1970），字公惺，浙江江山人，1910年春，考入杭州府中学。同学有徐志摩、郁达夫、毛准（子水）、姜立夫等人。1911年秋，参加辛亥革命。后来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在校时任北大阅书报社干事。1923年2月，获法国巴黎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7月，离欧返国；同年秋，任公立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政治系教授。1926年5月，随冯玉祥、徐谦、李鸣钟等至莫斯科，1927年脱离政治，任国立暨南大学教授。后历任国立北京大学、私立上海法科大学等校教授，私立大夏大学文科史地系主任，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预科主任兼教授，主各大学中外关系史讲席凡二十年。

毛以亨的《梁启超》写作缘起，也是由于他有机缘得见梁启超之故。他是在北京大学毕业后于1918年12月，由上海乘日轮“丸善丸”赴法国留学。 其时梁启超偕蒋方震（百里）、张君劢、丁文江、徐新六、刘崇杰等人赴欧考察，适与毛以亨同船。同船之五十日，朝夕相处。毛以亨说：

“1919年在巴黎，虽时有过从，但交换意见之机会不多。他是已经成名的人，我则方开始读书，彼此之地位不同。我方锐意于进取，他则正欲退而著书，彼此之心情互异。”

他接着说：

“回国以后，我担任各大学‘中外关系史’讲席，几二十年，始认任公为对现代中国影响最大之人。乃取历史背景，任公主张，及当年回忆相结合，而开始了解任公。觉得其人为书生本色，而大智若愚，能以天下为己任，诚不愧为大政治家。说他是书痴、是学者、是政客、是政论家，都是袁世凯喽啰们曲学阿世之一脉相承的糟塌他的话。 他的做学问、写政论，都是做政治家的预备工夫。”

也因此毛以亨非常用心地去写这本《梁启超》，他在该书自序最后说道：

“任公的言行，皆足以鼓励青年，可惜我这枝秃笔，未能状其豪情于万一。不特有负任公之友谊，抑亦重违青年之期望。但如青年们的观点和我一致，同视任公为政治家与革命家，则已得其所以自励之道了。我以阐明事实为限，无取乎文字渲染之末，以有玷任公。本传的材料，于已发表者则应有尽有，而于未发表者，为前辈之口说，亦相当的多。鉴定而排比之，经六阅月，尚未能成一字。盖撰此传，全以敬恭寅畏之情出之，较王湘绮斋戒沐浴作《湘军志》以述曾国藩之心情，实无二致。”

以研究梁启超著名的北京大学教授夏晓虹说：

“在1949年以前，只有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指导的学生吴其昌写过半部《梁启超》，1944年出版。因吴同年病逝，此书并未完成，梁的生平也只写到戊戌变法失败，出亡日本，梁之事业其实刚刚开始。所以，从完整性的角度看，毛以亨的《梁启超》应该算是最早的一部梁启超传记。此书出版后，伍宪子（名庄，梁之万木草堂同学，后任中国民主宪政党主席）曾发表书评，认为‘其持论很公平’，‘能将梁启超真相画出，是一部有价值之书’，甚至称赞毛氏的评论‘说得极有分寸，亦极中肯’，因谓‘毛氏可算任公知己’。 不过，此书的价值长久不为人知，直到1975年，才又在台湾出了一版。”

然而由于毛以亨长年在香港教书，书又是在香港出版，因此阅读到此书的人甚少。该书之后虽有翻印，毛氏已去世了，也无法好好宣传，所以流传亦不广。

毛以亨曾历任北大、平大、暨南等校教授，精研史学，卓然有所见。他的《梁启超》，原本是当作青年读物的，因此不容有专论学术的篇幅，也不能写得太繁琐而枯燥乏味，而梁启超又是“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的人，因此作者以少年读书时期（1873-1894）、维新运动时期（1894-1898）、流亡办报时期（1898-1912）、民初从政时期（1912-1919）和文化运动的晚年，来分别论列不同时期的梁任公，可说相当允当。而作者文笔生动，引用资料极为翔实，在评论上更有其见地。例如他谈到：

“康梁之不同，有出于先天者，有源于性格者，有基于学术之立场者，有因于做事之手法者。如认识南海与任公者，则知其不特外表上相反，即其内心上亦极为差异。以外表言，南海和易易与，而任公则壁立千仞。南海如潇洒出尘的神仙，任公若龙蛇飞舞的壮士。以内心言，南海为仁者，故常优柔；任公为智士，故多果断。南海为教育家，故精华外露；任公则为实行家，故劲气内敛。只以救国维新主张相同，而其时彼此不尽相知，故戊戌时代曾合作过一次。然以精神上之根本差异，故无法再度为真诚之合作。至师生之名分，所用以维系其关系者，抑亦末矣！”

这是作者独到的见解，对此他更进一步地说明：

“我们分析康梁之异同，并无抑南海而扬任公之意。无论在政治上与学术上，皆各有短长，而并无轩轾。特以改良主义，南海实其创造的开山老祖，而任公则为广大山门之人。观于任公之爱护南海，唯力是视，不以其主张之不同，与政治无成就，抹杀南海。则我们之不应抹杀康梁，以自鸣高，为显然了。”

可说是极为中肯客观之论断。

《我的师友梁启超》有别于其他梁启超的传记，是两位作者都呕心沥血、兢兢业业来写出他们心中的梁任公，对吴其昌而言是他与病魔搏斗的最后绝笔之作，对毛以亨而言更是“全以敬恭寅畏之情”来写。因之陈寅恪在1945年，也就是吴其昌的书出版没多久，就写了《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开头就说：“任公先生殁将二十年，其弟子吴子馨君其昌，始撰此传。其书未成，仅至戊戌政变，而子馨呕血死。伤哉！”而毛以亨的书，张君劢也为其写序，其中说：“任公先生一生所为，诚有前后矛盾，如其自言不屑以今日之我与明日之我宣战者然，正以此故，任公先生之目的为革新为进步为现代化。”因此追念先生对于吾国之功绩，应表而出之者也。这都是前辈学者如陈寅恪、张君劢等对此书看重之处，两书自不应以等闲视之也。

【本文作者蔡登山为著名文史作家、出版人，著作有《往事已苍老》、《多少往事堪重数》《声色晚清》等；编著有《徐志摩情书集》《消逝的虹影——王世瑛文集》等】

校对 徐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