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 |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系统总设计师孙泽洲:航天不会给你很多机会去试错
2021-05-18 10:48:12

这是一篇“囤”了近7个月的人物专访,采访对象是“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系统总设计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工程专业1988级校友孙泽洲。不仅是“天问一号”,孙泽洲还是“嫦娥三号”和“嫦娥四号”探测器系统的总设计师。去年10月23日,距离“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发射的日子正好过去了三个月,孙泽洲回到母校南航,做客第100期“御道讲坛”, 讲述深空探测之旅,并接受了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的专访。

地球和火星之间最远时相隔4亿公里,成功登陆火星的概率只有50%……这些寻常人眼中的“不敢想象”,孙泽洲是如何看待的?年轻的70后总师大方分享了研发过程中的艰难,聊起了关于“成功”和“失败”的事业观: “认识一个新的事物就是试错的过程,航天却不会给你很多机会去试错。”

“等到‘天问一号’成功了,再来发这篇专访好不好?”采访结束,孙泽洲提出了一个要求。

从发射到登陆,“天问一号”在太空中的飞行时间长达10个月。我们唯有耐心等待。

今年5月15日,“天问一号”着陆巡视器成功着陆火星。飞控中心现场,孙泽洲和“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系统总指挥赫荣伟的拥抱,成为了当天最为动人的画面之一。我们用对话体保留了孙泽洲在接受专访时的坦荡,新一代的航天科研工作者,有一颗绝对抗压的“大心脏”。

国家航天局新闻宣传中心张高翔摄

谈航天器研发——最难的是“从无到有”

记者:最开始考入南航的时候想过吗,未来会成为“天问一号”的总师?

孙泽洲:没有想过。从事航天这项事业有必要的成分,也有偶然的成分,我的父母都在沈阳飞机制造公司工作,小时候也对蓝天和太空充满了向往和好奇。但我从南航毕业,到航天五院工作,有一点巧合。当时航天五院来我们学校招聘,学校也推荐我去五院,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结果吧。

记者:2007年10月24日,我国探月计划中的第一颗绕月人造卫星“嫦娥一号”成功发射。此后你又作为总师经历了“嫦娥三号”、“嫦娥四号”和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的发射。探寻太空的目标从月球“跨越”到火星,在这过程中,哪一个时刻让你觉得最为艰难?

孙泽洲:遇到的困难很多,每一个困难解决前都觉得是最艰难的。举一个例子吧,刚开始进入嫦娥团队,开始参与设计和研制“嫦娥一号“卫星的时候,“嫦娥一号”的太空飞行距离是38万公里,对当年的我们来说很远。 当然现在我们要到4亿公里远的火星了,但那时候是2000年,我们要从地球轨道卫星跨越到月球探测卫星,这个距离对当时的我们来说是相当有挑战的。

那时候我们的地面设施也不像现在这么完备。这些现状,给卫星的星载系统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想了很多办法,也遇到了很多困难。这些问题当时都觉得真的很难逾越了,但后来也都把它克服了。现在回想起来,应该说当时还是非常艰难的。

记者:遇到困难,您如何解压?会头秃吗?

孙泽洲:还好,你看看我的头发还挺稠密吧,还没有因为压力大出现过掉头发的问题。但是确实有的时候遇到一些问题的话,可能短时间内的几天确实是睡不很好,甚至也还会梦到这个问题。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好的办法,遇到问题就勇敢的去面对,然后逐步的去解决它。 困难总是会有的,但是我觉得经历的困难越多,你战胜的越多,可能你的信心也就越强了,对于这种压力的承受能力也就越强了。

我觉得要把问题或者困难写出来,把这个问题分解开。 每一项到底有多少个环节,会有多少个问题存在。我们针对这些问题,再排一排轻重缓急,可能你就会感到工作就会变得有序一些,这样压力也可能会小一些。

谈“成功”与“失败”——“我很少去想失败后会怎么样”

记者:想过吗,“天问一号”成功着陆,会用什么方式来庆祝?

孙泽洲:没有想过。“天问一号”成功发射入轨,运载火箭系统可以庆祝了,这也是非常值得庆祝的,长征五号运载火箭表现得非常完美。对我们来说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续“天问一号”还需要经过漫长的地火转移飞行、火星捕获、环火探测、火星着陆和巡视等一系列挑战。火星着陆对我们来说是第一次,还要面临诸多挑战,风险也是极高的,例如火星大气的不确定性等客观的恶劣环境都可能直接关系到着陆任务的成败。

记者:此前是否担心过,万一“天问一号”失败了怎么办?

孙泽洲:我很少去想失败后会怎么样。我觉得有这样一个想法,还不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让它不失败。

我们的任务有着它的特殊性。失败之后必要找原因,然后有针对性地去解决它。至于失败后心情会怎样,我觉得不敢去想。国家的投入,团队的努力……这些确实有点不敢去想。这是一个正常的心理的想法。

另一个角度,我们又在天天想着失败怎么办。我们在正常设计的同时,要想很多故障预案,面对各种各样的可能失败的原因,我们如何从技术上应对它。 我们经常在讨论故障预案的时候,越讨论心情觉得越紧张,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可能故障都有有效的预案,例如系统的单点环节一旦出现问题就没有办法了。

现在大家对于航天事业的理解和包容程度越来越高了。我觉得这样的氛围更有利于事业的发展。因为任何新任务、新航天器、新技术都要有一个认识过程,都可能有一些意外,都可能有一些问题,只不过是通过努力把这种意外减到最小。任何事情都没有一个绝对的必然,有时经历了失败,你才会取得更好的成功。

记者:有一种声音认为,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大的代价来研制和发射“天问一号”,但成功率只有50%,值得吗?

孙泽洲:如果是按照短期的投入和经济产出来讲,肯定不高。 但是我想,可能普通的人也经常想走出去,要去名山大川看一看,其实“要去看看”有什么经济效益吗?可能短期也没有经济效益,更多的是开阔你的视野,陶冶你的情操,增加你的见识。

行星探测有一定的类似,但是可能还不仅仅是这样。我们现在了解的是地球,但未来我们要更多的去了解太阳系,甚至于了解整个宇宙,这个过程中就一定要求我们的探测器能够飞得更远,这样我们探测的触角才能触及更远。我们的认识也可能会更丰富。

还有一个维度,对太空的探索,也是对整个宇宙资源的一个了解。在未来,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太空采矿,甚至是月球和火星的原位资源的利用,还有目前看来科幻一些的人类太空移民,未来都有逐渐变为现实的可能。

谈“航天人”——“职业病”不会带进生活中

记者: “航天人”在很多人眼里都有着浪漫主义气质。您觉得自己是个浪漫的人吗?

孙泽洲:大多数的时间我觉得我们不太浪漫,因为每天你要面临的具体的问题,具体的数据,具体的算法,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让你去浪漫。我们的工作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的单调性和枯燥性。

但是我们这个团队确实也有浪漫的一个方面。大家对于天文观测非常感兴趣。有的同志摄影水平也很高,有的时候能看到我们同事把自己拍摄的天文现象的照片在朋友圈里头晒。我……属于观赏者。夜晚天晴的时候,会看看月亮、火星。没有参与“嫦娥”研发之前,看月亮都是联想诗篇佳作,但自从“嫦娥三号”着陆后再看月亮,我更多的想到的是我们的探测器。我们的探测器在月球正面有一个,在背面还有一个。想到这儿会觉得特别骄傲。

记者:外界给您的一个标签是“年轻工程师的典型代表”,您怎么看?

孙泽洲:我不知道大家以一个什么具体的含义来定义“典型”。我觉得这段经历是我的一个成长过程,和个人努力有关系,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也有关系。这种综合原因的促使,给了我很多机会。

“嫦娥一号”进场时我30多岁,“嫦娥三号”时我40多岁,现在“天问一号”我进场时就已经50岁了。我们的团队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大家在工作中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相互尊重。

记者:您在工作中会“打破砂锅问到底”,生活中也是这样吗?

孙泽洲:我的职业病还没有太多的带到普通生活中来。生活中我和家人很少在一起讨论工作。

我觉得生活上很多事情不需要太严密的一个计划,或者一定要怎么样,可以把心态放得更平和一点,更轻松一点。这对于我在工作中的紧张情绪也是个有效的调整。

记者:您在家人心中是怎样一个形象?未来会考虑让孩子“子承父业”吗?

孙泽洲: 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我的家人心中,他们没有告诉我,我希望能是一个“正直、勤奋、乐观”的好形象。

我的孩子学的专业和我基本类似,他在选择通信工程这个专业时问过我的意见,或者说是我间接影响了他。对于孩子,我还是有些内疚,父亲给他提供的温暖少了一点,但母亲和其他家人给他的关爱还是非常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又给了自己一点安慰。

文|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杨甜子

视频|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戎毅晔

校对 李海慧

| 微矩阵

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369号新华报业传媒广场 邮编:210092 联系我们:025-96096(24小时)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2120170004 视听节目许可证1008318号 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苏字第394号

版权所有 江苏扬子晚报有限公司

 苏ICP备13020714号 | 电信增值业务经营许可证 苏B2-2014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