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洛阳博物馆发布闭馆公告，自10月19日起暂停对外开放，开展为期一年左右的整体提升改造。然而，在网络上，“闭馆”被解读为“挖出了不得了的东西”，而伴随AI合成的图片与视频，“洛阳博物馆施工挖出传国玉玺”的传言迅速发酵，直至洛阳网信部门出面辟谣。

这则谣言之所以能掀起波澜，是因为它触碰了一个深植于中国人集体记忆中的文化符号，传国玉玺。这方传说由和氏璧雕琢而成的皇帝玺印，自秦始皇以来倒换过多手，最终却悄然蒸发。洛阳的这次辟谣，与其说终结了一个话题，不如说再次勾起了那个悬而未决的疑问：那方刻着“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玉玺，究竟去了哪里？

明《宣和集古印史》“传国玉玺”刻文之一

清代在江苏发现的“玉玺”

何谓传国玉玺

“玺”，汉人蔡邕《独断》云：“玺者，印也；印者，信也。”

秦代以前，任何人的印均可称“玺”，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只有皇帝的印章才能称“玺”，且必须用玉，“群臣莫敢用也”。玉玺成为“皇权神授”的凭证。

秦始皇的玉玺什么样？《玉玺谱》和《唐六典》都说，玉玺方圆四寸，上纽交五龙，丞相李斯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咸阳玉工孙寿雕琢，这就是后人所说的传国玉玺。

这枚玉玺由玉雕刻而成，有说是蓝田玉，有说是和氏璧。尤其是后者，流传甚广。目前可考的最早源头是北魏崔浩，他在注解中称“李斯磨和璧作之”，此时距秦朝已过六百余年。更早文献如东汉卫宏《汉旧仪》记载，传国玺材质为蓝田玉，而非和氏璧。

从器物上看，和氏璧也很难被改造成玉玺。和氏璧本质是“璧”，是一种扁平、中心有孔的圆形玉器，厚度有限，而传国玉玺的形制是“方圆四寸，是有一定厚度的立方体。现代学者孙慰祖也明确指出“和氏璧制成之说不可能”。

正史上第一次出现“传国玺”是在《汉书·元后传》上。书中写道：刘邦入咸阳，秦王子婴投降，献上“始皇玺”。刘邦称帝后佩戴此玺，世代相传，由此得名“汉传国玺”。

这方玺印之所以被历代帝王奉若奇珍，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可视的、可触摸的合法性证明。得之者象征“受命于天”，失之者则被讥为“气数已尽”。若新君登基而无此玺，便会被讥为“白版皇帝”。这一观念驱动着此后千余年间对传国玉玺的无数次的搜寻、伪造与争夺。它已超越了一块玉器的物质属性，成为嵌入中国古代政治逻辑中的文化符号。

明《宣和集古印史》“传国玉玺”螭钮平面图

明《宣和集古印史》“传国玉玺”刻文之一

随王朝更迭漂流

传国玉玺的流传轨迹，几乎就是一部微缩的中国王朝更替史，几番失踪与重现很具有戏剧性。

现在自媒体多说，传国玉玺第一次失踪是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当时始皇帝南巡过洞庭湖，风浪骤起，龙舟将倾。情急之下，他将玉玺抛入湖中以镇风浪，玉玺就此失踪。八年后，有人于华阴平舒道拦住始皇侍从，奉还玉玺，言毕即不见踪影。

事实上，这一说法出自《三国演义》，程普对孙坚讲述玉玺来历，并非正史。公元前219年，始皇帝南巡至洞庭湖，逢大风，几不得度，这都是史实，当时，大臣让他去拜湘君神，以求风平浪静，始皇帝大怒，命三千刑徒伐尽湘山树木，又放火烧山，而并没有以玉玺镇湖的动作。

按正史记载，秦亡之际，刘邦得始皇玺，后珍藏在长乐宫。西汉末年，王莽篡汉，派人向姑母王政君索要玉玺。太后怒极，将玉玺掷于殿廷，摔碎一角，王莽命工匠以黄金镶补，“金镶玉玺”的说法由此而来。王莽败亡后，玉玺先后落入更始帝刘玄、赤眉军拥立的刘盆子之手，刘盆子兵败，将玉玺献给了光武帝刘秀。

到了东汉末年，时局大乱，玉玺的行踪变得扑朔迷离。十常侍之乱中，少帝仓皇出逃，玉玺遗失宫中。孙坚讨董卓入洛阳，部下在城南甄官井中打捞出一具宫女尸体，颈下锦囊中赫然便是传国玉玺。孙坚将其秘藏于妻子吴氏处，却被袁术得知，袁术扣留吴氏，强行索走玉玺。这一说法出自《三国志·吴书》。

袁术败亡后，曾被他扣留的汉朝官员徐璆取走玉玺，献给汉献帝。此后曹魏代汉，西晋受禅，玉玺随政权更迭而流转。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刘聪攻破洛阳，玉玺落入前赵政权之手，约20年后，后赵灭前赵，冉魏灭后赵，玉玺都随政权流转。到冉魏末年，前燕大军围城，冉魏求救东晋，东晋派戴施率兵前往，骗取玉玺，以三百精骑连夜送至建康。此后，玉玺便在宋、齐、梁、陈间流转。

明《宣和集古印史》“传国玉玺”刻文之一

江苏也曾挖出一方“玉玺”

据传说，侯景之乱时，玉玺曾被投入建康栖霞寺井中，后捞出，辗转献于陈武帝。隋灭陈，玉玺入隋宫。唐初，李世民因没有传国玺而颇感底气不足，刻了数方“受命宝”聊以自慰，直到贞观四年（630年），李靖讨伐突厥，萧后携玉玺归唐，太宗才真正拥有了这方“正品”。这一说法来自北宋人的记载，正史无所记。

到唐末朱温篡唐，玉玺落入后梁，再归后唐。公元936年，后唐废帝李从珂被契丹与石敬瑭联军击败，登楼自焚，传国玉玺在烈火中失去了踪迹。

中国武则天研究会副会长、隋唐史学会会长王恺告诉记者，李从珂原为后唐明宗李嗣源义子，他率军攻入洛阳后，于934年4月废愍帝，自己当了皇帝。李从珂和石敬瑭长期不和，称帝后，派了几万大军去攻打石敬瑭所在的晋阳城。石敬瑭抵御不住，便投靠契丹。在契丹军的帮助下，石敬瑭打败了围城的后唐军，并转而进攻洛阳。李从珂兵力很强，但他能力不够，不敢御驾亲征，只是喝酒、哭泣，坐待灭亡。

936年，契丹军和石敬瑭军队逼近洛阳，将领纷纷投降。李从珂仰天长叹，带着曹太后、刘皇后、次子等让，携带传国玉玺，登上玄武门城楼。李从珂命人堆柴点火，自焚而死。

2021年前后，洛阳考古部门曾对玄武门遗址考古发掘，并没有找到传国玉玺的身影。

李从珂的那把火，烧出了一个长达数百年的“空窗期”，传国玉玺从史料中渐渐淡出。

明清两代，关于传国玉玺的“发现”层出不穷，但无一例经得住推敲。明弘治年间，陕西人献上一方据称是传国玺的玉印，孝宗皇帝深表怀疑，未予采信。乾隆三年（1738年），民夫在江苏宝应县界首疏通河道时，挖得一方“玉玺”，由原任直隶延庆州知州郭浩呈送江南河道总督高斌，高斌进献给乾隆帝。乾隆帝由材质确定这方传国玺并非玉质，进而确认这方玉玺并非传说中的传国玺。因认为该玺古泽可爱，其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篆法又与《辍耕录》所摹蔡仲平本颇合，而视为完好旧器，藏之别殿，现收藏于故宫博物院。

近日发生的玉玺谣言，不过是漫长的玉玺史上最新的一页。

校对 王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