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援引美联社12月22日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召回近30名驻外大使和担任其他职务的高级外交官，调整美国的外交机构人事布局。被召回人员主要来自美国驻非洲和亚洲的外交机构，均是在拜登政府时期上任。

据匿名美国官员披露，自上周开始，一批驻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大使接到来自华盛顿的电话，要求他们在1月中旬之前离职。这些官员表示，这些外交官曾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任内任职，但都是在前总统拜登的任内获得晋升的。

报道指出，特朗普政府计划将忠于新政府的官员安排至国务院的更高层级，以确保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议程得到贯彻。特朗普长期以来一直批评美国政府内部存在“深层政府”，曾指责未经选举的职业官员试图破坏他的总统任期，并在世界各地传播“自由主义价值观”。

“远非标准流程”

美国外交协会发言人妮基·加默表示：“自我们所知的美国外交部门成立以来，从未发生过如此大规模的召回事件。”美国国务院的工作人员警告称，此举将导致一些重要的大使馆失去关键领导，还可能终结许多职业外交官的职业生涯。相关报道指出，这些大使在被召回后仅有90天的时间找到新的职位，否则就必须退休。

美国外交官协会在一份声明中对特朗普此举表示担忧：“无故或无正当理由地撤换这些高级外交官，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这是在告诉我们的公务员，对国家的忠诚已经不够了——对宪法的宣誓和经验都应让位于政治忠诚。”

“受影响的人反映，他们通常是通过电话突然接到通知，而且没有任何解释。”加默说，“这种方式非常不规范……缺乏透明度和程序与长期以来的规范严重不符。”

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反驳了这一说法，宣称该举措是“任何一届政府的标准程序”。声明还表示：“大使是总统的私人代表，总统有权确保他在这些国家拥有能够推进‘美国优先’议程的人员。”

美国的驻外大使由总统提名，参议院确认，分为职业外交官和政治任命外交官两种类型。职业外交官的任期由总统决定，一般为3至4年，通常情况下不受总统和政府更迭的影响。政治任命外交官经常由与总统关系密切的伙伴或盟友担任，通常会在新总统就职后辞职或被召回。

美国金融服务协会主席约翰·丁克尔曼驳斥了美国国务院“一切照常”的说法，称该举措“远非标准流程”。“在政府执政近一年后召回职业大使是非常不寻常的。这些都是不偏不倚的专业人士，他们为两党总统服务。”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上周在年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特朗普政府调整了晋升标准和负责晋升过程的小组之后，他提交了一份新的数百名外交官晋升提名名单。美国外交协会表示，提拔与现任白宫政府立场一致的外交官将进一步加剧外交队伍的政治化。

“职业外交官无法替代”

在此次召回指令发出前，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已有80个大使职位出现空缺。外交官员警告称，政府上任一年就进行大规模召回，再加上许多高级海外职位已经空缺，这在现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缺口将导致美国外交能力出现断层。

据《纽约时报》报道，一份非官方的名单22日在美国外交官之间流传开来。名单显示，世界各地都有大使被召回，其中约有十几位大使被要求离开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岗位。几名外交官表示，这份名单相当准确。

相关报道指出，多名不在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优先事项之列的大使被召回，其中包括13名驻非洲国家大使、6名驻亚洲国家大使和4名驻欧洲国家大使。热点地区国家的大使也未能幸免，美国驻卢旺达、埃及和亚美尼亚大使被召回，而特朗普政府正努力推动卢旺达与刚果（金）、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和平进程，并将埃及视为加沙地带和平进程的重要调解方。

18日，美国参议院确认了特朗普的一系列任命，其中包括任命西班牙、南非、孟加拉国、拉脱维亚、罗马尼亚和秘鲁的大使。特朗普提名了多位没有外交经验的人选，涵盖与他关系密切的家人、保守派人士和意识形态盟友。

美国外交官协会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特朗普政府的改革导致美国外交官士气低落，工作能力下降。今年7月，鲁比奥对国务院进行“重组”，宣布裁员约1300人，其中包括264名外交官。与此同时，已有十余名资深职业外交官被解除职务，其中大部分是女性或有色人种。

《华盛顿邮报》指出，职业外交官在外国语言和文化领域拥有丰富造诣，且具备在高压环境下管理大使馆的重要经验，是短期内无法轻易替代的。

曾负责特朗普第一届政府近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戴维·申克尔告诉《华尔街日报》：“我非常担心我们在海外的外交人员的安全和福祉，因为我们缺乏经验丰富的实地领导者。”

“（大规模召回外交官员）这一举动要么表明对大使在海外的职责存在深刻的误解，要么表明对成千上万爱国美国人的福祉漠不关心，其中一些人正身处险境，为国家在海外服务。”一名前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

“特使”外交

另一方面，自今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已将高风险外交事务集中交给一小群特使，这些特使都是他商界生涯中长期信任的盟友。

《金融时报》上周报道称，如果说“交易性”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政策的核心主题之一，那么另一个关键特征就是“特使”。

比如，特朗普的长期朋友兼商业伙伴、中东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频繁穿梭于莫斯科、利雅得和耶路撒冷等地促成“交易”；尽管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并无正式政府职务，却在与海湾君主国进行商业往来之余，抽出时间为美国主导中东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

特朗普的长期密友兼竞选捐助者汤姆·巴拉克则担任驻土耳其大使，并更突出地扮演着叙利亚与黎巴嫩和平事务的自由斡旋人角色。黎巴嫩裔美国人马萨德·布洛斯是特朗普女儿蒂芙尼的公公，长期以来在西非经营庞大的商业帝国，他被任命为特朗普的非洲事务特使。

一位曾在多届政府任职的前美国官员表示，传统的政策咨询与监督渠道，以及曾经主导这一领域的“政策接触层级体系”如今都已消失。同样消失的还有专业领域专家和数十年积累的外交经验。“这个圈子小得令人震惊。”这位前官员说。

叙利亚紧急任务组执行主任穆阿兹·穆斯塔法曾代表叙利亚游说历届美国政府，并与叙利亚新政府保持沟通。他指出：“如果你是像史蒂夫·威特科夫或汤姆·巴拉克这样的老房地产伙伴，那你就是核心人物。（特朗普女儿）伊万卡和库什纳也是核心人物。”“也许还有（特朗普儿子）小唐纳德。”他补充道。再往下一层级，则是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鲁比奥，以及副总统万斯。

报道形容这些人是“后门渠道”。而白宫将此描述为有意从长期以来的“自下而上”模式转向“由总统驱动的自上而下流程”。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告诉《金融时报》：“很多事务都是由（特朗普）直接指示给少数几位他信任的高级官员处理的。总统本人背景非传统，他的团队成员也大多如此。贾里德和史蒂夫都是做商业交易的人，但他们值得信赖。”

报道指出，尽管每一届美国政府都有自己的特使，其中一些人的影响力似乎远超其职位本身，但即便如此，有资深公务员指出，过去各机构仍能正常运转，如今，在美国外交服务协会所形容的“美国外交能力正从内部被摧毁”的环境下，已无人能够制约这些特使。

澎湃新闻记者 南博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