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肝癌发病人数占全球40%以上，疾病负担沉重。国家癌症中心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因原发性肝癌死亡人数近32万例，死亡人数和死亡率均位列第2位。其中，肝细胞癌约占原发性肝癌的90%，是我国肝癌最主要的病理类型，也是临床防治的重点。

如何能让晚期肝癌患者更好地延长生存期？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药科大学附属南京天印山医院荣誉院长秦叔逵接受采访时指出，以免疫为主导的联合治疗正在肝癌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肝癌防治理念正从过去某个科室、某项技术的“单点突破”，升级为全流程、多维度的“系统协同”。通过覆盖预防、筛查、诊疗、康复全周期的全链条协同，打通医院、患者、企业之间的壁垒，使各方的技术、需求与资源形成合力，最终实现从研发转化到患者长期获益的完整闭环。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药科大学附属南京天印山医院荣誉院长秦叔逵

“系统协同”实现肝癌全程闭环管理

“我国肝细胞癌的疾病特征与欧美国家差异显著。”秦叔逵告诉记者，在我国，约80%的病例与乙肝病毒感染密切相关。得益于我国有效的防控政策，病毒性肝炎相关肝癌发病率已呈下降趋势，但由于我国既往乙肝感染基数庞大、公众早期筛查诊断意识薄弱，多数患者伴随慢性肝炎、肝硬化等基础病，这一独特疾病格局长期存在。

与此同时，肝细胞癌极具隐匿性和侵袭性。早期症状并不明显，患者往往在出现不适后就诊才发现已进展至中晚期，绝大多数已不宜首选手术切除，5年总生存率长期低于15%。更关键的是，国内绝大多数肝癌患者合并肝功能损伤、门静脉高压、腹水等并发症，这对临床治疗提出了极高要求：治疗方案不仅要聚焦缩瘤控瘤，更要兼顾肝功能保护、不良反应管控，在延长生存期的同时，最大程度保障患者生活质量，这也是长期以来晚期肝癌临床治疗最核心、最迫切的未满足需求。

面对这一困局，秦叔逵指出，肝癌的全程管理涉及预防、早筛、诊断、治疗、康复等多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的短板都会影响最终效果。“‘系统协同’正是回应这一需求的重要方向。”秦叔逵认为，这不仅仅是治疗手段的协同，还有机制上的深度衔接，需要从体系建设层面系统推进，并通过生态协同打通壁垒，形成完整闭环。

以“双免方案”为代表的联合治疗手段推动肝癌实现慢病化管理

在治疗层面，传统治疗存在诸多局限。肝细胞癌对常规化疗药物天然不敏感，放疗仅适用于局部病灶控制，传统局部治疗无法清除患者体内隐匿的微小转移灶，难以实现全身系统性控瘤，仅能带来数月级别的短期生存延长，无法突破长期生存瓶颈。

在秦叔逵看来，肝癌如同一座防御严密的“肿瘤堡垒”，可通过多重机制抑制人体免疫功能、实现免疫逃逸，使自身免疫系统无法有效识别并清除癌细胞——这正是其难治、易复发转移的核心原因。单一疗法如同只攻破一道防线，难以彻底摧毁堡垒，这推动着临床探索更具协同效力的联合方案。

当前，以免疫为主导的联合治疗已成为肝癌治疗的重要手段，双免疫联合治疗（PD-1/PD-L1单抗联合CTLA-4单抗）与靶免联合治疗正成为主流方向。其中，靶向联合免疫治疗开启了“里应外合”的协同模式：靶向药先削弱肿瘤的血管与信号防线，再由免疫治疗唤醒免疫大军发起总攻。

而基于PD-1/PD-L1与CTLA-4抑制剂的双免疫方案，则实现了免疫全程协同。秦叔逵详细阐释了双免疫联合的作用机制，并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免疫引爆”——先以CTLA-4单抗“引爆”免疫启动，再以PD-1单抗“炸药”般持续发力，双方协同显著提升客观缓解率，实现了长期生存的突破。“CTLA-4抑制剂作用于免疫启动阶段，打破肿瘤免疫耐受、重塑微环境并扩增T细胞；PD-1/PD-L1抑制剂则在免疫效应阶段持续维持T细胞活性，帮助识别并杀伤肿瘤。两者互补，系统性激活抗肿瘤免疫网络。”秦叔逵介绍。

该联合治疗策略，不仅增强了抗肿瘤应答，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反复输注和住院负担，便于患者长期坚持。秦叔逵透露，针对我国高发的乙肝相关肝癌人群，该方案同样展现出长期生存的趋势，使患者生存期从过去的“按月计算”迈向“按年计算”，且安全性特征更适配肝功能储备偏弱、耐受度有限的晚期肝癌患者，兼顾了疗效、远期获益与生活质量的多重需求。目前该方案已在国内获批用于晚期肝癌一线治疗并正式落地临床，有望成为标杆性创新疗法。

这种协同治疗思路，与我国肝癌防治事业“从单点突破到系统协同”的核心理念高度契合。过去临床局限于单一用药、单一手段，属“单点作战”；而今通过免疫启动与维持的全程机制协同，实现了对肿瘤的长效稳定管控，推动治疗目标从单纯延长生存时间，转向追求高质量长期生存与慢病化带瘤生存，并朝着长期免疫控制乃至无进展生存不断迈进。

十年磨一剑，“中国经验”为全球肝癌治疗贡献智慧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肝癌年发病人数占全球40%以上，依托庞大的患者群体与严谨的临床研究体系，产出了一系列基于中国人群的高级别循证证据。在临床研究领域，中国学者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跨越。秦叔逵指出，“我们现在有了29种药物，而欧洲、美国、日本加起来才12种。中国学者正用扎实的本土数据改写国际规则，让‘中国数据’成为全球医生决策的重要依据，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与此同时，中西医结合诊疗模式在传承中不断创新，有效减轻靶向及免疫治疗带来的不良反应，改善患者体质与生活质量，进一步完善了肝癌全程管理体系。这种兼顾基础肝病管理与系统化全程治疗的思路，已成为全球肝癌治疗可资借鉴的重要经验。

展望未来，秦叔逵表示，肝细胞癌诊疗的突破方向将聚焦精准化、长效化、个体化与慢病化四大维度。具体路径包括：依托多组学大数据，筛选不同疗法的优势获益人群，推动从“经验用药”向“精准对症用药”升级；持续探索免疫疗法与局部介入、靶向药物、新型ADC药物的最优序贯与联合策略，突破现有疗效天花板；同时依托多方协作，积累真实世界数据、优化全程慢病管理体系，进一步放大创新联合方案的长期生存价值。“最终目标，是让更多晚期肝癌患者实现5年、6年乃至更长期的高质量带瘤生存，推动晚期肝癌真正迈入临床慢病化管理时代。”秦叔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