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延龄巷的一家公司里，81岁的陶耀善正在“捣鼓”AI。他和他的“重温革命经典  传承红色文化”团队，正在为拍摄红色文化题材影片作各种准备。受到“哪吒2”的启发，他想用高科技手法去给孩子们讲他们喜欢听的故事。

陶耀善是中华民国武汉军政府财政部长、“人民币改革第一人”陶德琨的嫡孙。自1912年陶德琨随孙中山落脚南京，陶氏家族已在南京繁衍生息了110多年。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在纽约偶遇孙中山

陶耀善住在南京汉中门凤凰街，房子有160多平米。40年前他刚定居南京时，一家三口租住在下关不足10平米的房间里。随后搬过七次家，房子越换越大。

但要说起陶氏家族在南京的“根”，要从傅厚岗这个地方算起。

“我祖父原先住在傅厚岗。那是国民政府分配的房子。后来住在黄泥岗，大概是一座四进的院落。”陶耀善说，他从重庆下放到江苏泗阳17年，中间曾几次到南京来看望祖父。现在回忆，是在第三进院子里见的爷爷陶德琨。

说起祖父的经历，陶耀善也是从最近十来年编纂《陶府春秋》时才有了更多的了解。据他介绍，陶德琨1882年出生于湖北襄阳。幼年性聪颖，善诗文。入读武昌经心书院时，正值张之洞全力推行“洋务”运动，在教育上推行“时务”课程，一扫陈腐学风，学生们从“十三经”中抬起头来，“开眼看世界”，关注时政、聚谈国是，探索救国方略。

1902年，陶德琨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留学。1904年寒假，他去纽约观光，租住在一栋民房，“他们住进来的第二天，房东太太就将一封寄给Dr.Y.Sun的信件错送到他们的房间了。与祖父同行的一位同学也姓孙，叫孙裕方。他们找到房东太太，才知道三楼也住着一位孙姓中国人。”陶德琨他们非常高兴，上楼拜访，才知道对方是大名鼎鼎的兴中会领袖孙中山。在圣诞节那天，孙中山还带着他们一同去唐人街中国饭馆大吃了一顿。

也是在纽约，陶德琨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次年加入了同盟会。

陶德琨在美留学八年，研习的是财政和货币经济学。他曾撰写《中国币制问题纲目》一书，获康奈尔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他还自费周游欧美各国，考察财经、币制和金融制度。

1910年11月，陶德琨由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上船，回到中国。遵照中山先生的旨意，调解革命党人内部矛盾，协助刘公筹集到二万大洋的“起义”经费，舒解了革命党人资金严重缺乏的困境。

武昌起义后，陶德琨参加筹建湖北军政府，办理外交事宜，后又担任理财部副部长和部长，并兼湖北造币厂总理。当时，造币厂生产一种十八星旗的铜币和孙中山头像的“中华民国开国纪念银币”，都是陶德琨的意见。

1912年初，陶德琨应孙中山之邀前来南京，住在临时大总统府，以经济学家的身份担任财政部参事。在那里，他提出两个重要的建议，都被孙中山采纳了。第一个建议是把清朝时就使用的管理财政部门的名称“度支部”改为“财政部”；第二个建议是针对清末各省都有各自发行货币的情况，建议民国货币必须全国统一，货币发行权由中央掌管。

陶德琨在总统府住了将近两个月，之后先住在傅后岗，后搬至黄泥岗。黄泥岗是鼓楼至唱经楼那段西北至东南走向的斜巷。20世纪20年代末，黄泥岗被新建成的中山路截断。现在黄泥岗早已高楼遍立，不是原来的样子了。

人民币改革建议从南京发出

国民政府迁都北京后，陶德琨随政府部门一同去了北京，1927年北洋政府成立，陶德琨担任财政部币制局名誉顾问，后任货币研究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那些年，陶德琨设计并督造了广为流通的“袁大头”银币，在东三省创办殖业银行，在北京创办大华银行。

“七七事变”前，陶德琨带着全家大小，从北京南撤，经贵州至重庆。“到重庆以后，我家跟郭沫若是住隔壁”。

“在北京，我祖父家在石碑胡同，有40多间房子。我父亲是国民党左派，北大毕业，全面抗战后，他把房子全卖掉了，所得的资金悉数捐给朱蕴山、余亚农领导的革命组织，用于‘倒蒋抗日’（朱蕴山曾是民革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余亚农曾是解放后安徽省省长）。卖完以后，我父亲也跟着南下，到了冯玉祥在河南的驻地，曾被冯玉祥任命为军法官，帮助解救了24名红军战士。”陶耀善说。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陶德琨由重庆回迁南京，仍住在黄泥岗。

1949年4月南京解放，“我祖父拒绝蒋介石集团劝说，没有迁去台湾。当时财政部的档案全是乱的，后来以我祖父为首，把财政部的所有档案全部整理好，交给了新政权。”陶耀善说。

1950年，董必武（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来到南京，邀请陶德琨北上。陶德琨婉拒了同乡的邀请。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我祖父担任武汉军政府财政部长期间，董必武任财政部秘书，他俩曾为同事。

刚解放时，市面上仍沿袭过去的人民币币制，共有12种面额、62种版别，这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很是不利。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在黄泥岗，陶德琨撰写了《改进人民币制度的办法五则》，于1954年春上书毛泽东，建议将旧币改为新币：人民币采用小面额，共有1分、2分、5分、1角、2角、5角、1元、2元、3元、5元等币值。陶德琨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肯定。1955年3月1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二版人民币正式发行。

陶德琨上书毛泽东提议改革人民币的手稿

“我家现在还存有当初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给我爷爷的‘致谢信函’复印件”，陶耀善说，经毛泽东批准，先后奖励陶德琨400万元（旧币，等于改制后400元），而陶德琨也因此被誉为“人民币改革第一人”。

让红色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

陶德琨晚年一直住在黄泥岗，直到1970年去世。他的后代多留在南京，有的做医生，有的是工程师，有的从事教育工作。

陶耀善是陶德琨长子陶鹏远之子。陶鹏远生于1902年，随侍陶德琨多年。1946年，因要照顾母亲，他留在了重庆。

陶耀善在重庆出生、长大，1968年，他以知青之名下放到江苏泗阳，因为七哥大学毕业后到泗阳棉花原种场劳动锻炼，他以“投亲靠友”方式插队到泗阳。

在泗阳，陶耀善与南京下放的姑娘刘爱华恋爱、成婚。1985年调回南京，在江苏科技报、光明日报、江苏省老龄委等单位工作，在南京工作17年后，陶耀善最终从江苏省民政厅退休。

退休后，陶耀善一直热心公益事业，去中小学校宣讲红色文化。为何会热心于红色文化的宣传？“我舅舅就是新四军烈士，舅舅曾与彭雪枫是同学和战友。从这一点说，本身就有天然的基因在。”陶耀善说。

除了舅舅之外，陶耀善的大哥1950年6月于重庆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西南财委”工作，一把手是邓小平；

陶耀善的三哥1951年在南京药专（中国药科大学前身）毕业，分配在南京卫生局工作。他参加了接收美国驻华大使馆（在西康路上）的工作，他们卫生局专门负责盘点和统计大使馆内医药、器材方面的估价工作。

陶耀善还有两个哥哥是志愿军，“抗美援朝时，老四老五在重庆六中读书，积极响应号召，参加抗美援朝。参军以后，我四哥在沈阳部队的后勤油料供应汽油油料，五哥参军到了王震的359旅，因那时与敌开始谈判，就没有入朝，一直在东北前线了。”后随王震转战新疆，成立建设兵团，参加保卫大西北的战斗。

此外，“我一个姐姐现在都90岁了，当年也是解放军。”谈及自己的兄弟姐妹，陶耀善说，他的六哥命运最为曲折。他本是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正好赶上国家开展原子能研究工作，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但在工作中不幸遭到辐射，“郭沫若亲自打电话给上海，请专家过去治疗，但还是没有抢救回来，没结婚就去世了”。

听惯、见惯了众多家庭成员的人生经历，让陶耀善天然地亲近红色文化。退休他前后编写130余万字的著作，包括《陶府春秋》《延安精神与当代文明》等，他撰写的长篇小说《北平特科之剑》被评为2019年江苏省优秀作品。还有待出版的反映日本文化侵略的《金陵的寒冬1937》、反映日军对我国进行“矿产掠夺”的《梦与魔》等。

可是，红色故事现在到底该怎么讲，用什么方式讲？陶耀善这几年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发现，“如果再按传统方法去讲，感兴趣的孩子就很少，无法使这些小朋友专心专意听你的东西。‘哪咤2’很多大人小孩都喜欢，就连我那六岁多的小外孙都说，这是他最喜欢看的电影。‘哪咤2’是从《封神演义》《西游记》的片段摘下来改编的。它可以漫无边际地去发挥，去用高科技的手段。而我们红色故事，恰恰是历史事实，故事既然不可任意更改，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借用高科技的手段来表现它，让它也成为小朋友喜欢看、容易记、爱谈论的话题，这样，红色文化能更好地传承下去。”

所以，在“重温革命经典  传承红色文化”项目团队成立之后，陶耀善走访了当年的下放地，找到了几位老同志，准备拍摄反映陈毅元帅当年指挥的“程道口战役”的故事片，反映梁兴初领导的38军，在发展为“万岁军”之前的“独立旅”的成长历程。同时，他创作了两个剧本，计划各以400多场镜头，用高科技手段，艺术化地再现“新四军铁军”的红色精神。

校对 陶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