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红色特工档案·第一集】周恩来:隐蔽战线的统帅
2020-03-31 14:27:42

在第五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江苏中天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携手扬子晚报合力推出音频栏目《江苏红色特工档案》,致敬隐蔽战线上的英雄模范,弘扬江苏文化、传递红色基因。该栏目已于昨天(3月30日)在喜马拉雅正式上线,中天龙公司在微信公众号“龙谈谍影”也同步推出《江苏红色特工档案》系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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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隐蔽战线的统帅

1939年春,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战争,一种是隐蔽战争”。长期以来,由于各种特殊原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隐蔽战线历史并不为人所熟知,甚至还带有一丝神秘的色彩。回顾那段峥嵘岁月,我们不禁要问:隐蔽战线的创建者是谁?这是一条什么样的战线?它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又发挥了什么样的特殊作用?或许您并不知道,江苏淮安人、我们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情报保卫工作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者,是隐蔽战线的统帅,他为这项事业呕心沥血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从1921年党的创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尚未建立专门的情报保卫机构,当时主要依靠统一战线和党的各级组织搜集一些分散的、零星的情报,虽然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总体十分薄弱。1927年春夏之际,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将枪口指向了昔日的同盟战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敌人的疯狂杀戮,致使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萧楚女等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一惨痛的教训使周恩来等党内有识之士进一步清醒认识到:及时掌握反动势力的破坏动向,切实保障党组织的安全,已成为当时最为迫切的任务!

1927年八七会议后,党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陆续迁至上海,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当时的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华洋共居,鱼龙混杂,流动人口众多,便于党员就地掩护。上海又是一个租界城市,租界内户籍管理混乱,房屋众多,有利于设置机关,开展秘密活动。这些是党中央在上海进行地下斗争有利的条件。但是,此时的上海仍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的宪兵、特务和外国租界的巡捕、包探相互勾结,疯狂缉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党内的一些投机、动摇分子变节投敌、出卖党组织与同志的情况时有发生。中共中央要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站稳脚跟,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领导革命工作,必须准确、及时地掌握敌人的活动情况,打击叛徒的嚣张气焰,花大力气做好情报、保卫工作,保障党组织特别是中央机关的安全。

目睹了敌人的疯狂捕杀,以及叛徒内奸对党的事业造成重大危害,周恩来深感必须建立严密有效的情报保卫工作,才能保障上海党中央的安全。1927年11月14日,党中央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经周恩来提议,决定在原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的基础上成立中央特科。中央特科的主要任务是深入敌人的党、政、军、警、宪、特等机关,获取敌人破坏党组织的警报,惩处对党组织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叛徒、内奸,保证党中央领导机关和主要负责同志的安全,筹建秘密电台和无线电通讯联络等。

中央特科建立以后,周恩来立即着手健全组织机构,先后建立起四个科,分别是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和交通科,交通科后改为无线电通讯科。总务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先后由洪扬生、陈云等人担任;情报科负责搜集情报,建立情报网,科长先后由陈赓、潘汉年等人担任;行动科又称红队、打狗队,负责保卫中央机关,镇压特务、叛徒、内奸等,科长起初由顾顺章兼任,顾顺章叛变后,康生、邝惠安等人先后担任科长;无线电通讯科负责研制和设立电台,培训报务员,开展与各地党组织的无线电通讯联络工作,科长是李强。

面对白色恐怖、血雨腥风的险恶局面,周恩来带领中央特科的同志们千方百计在敌人眼皮底下建立了一批安全可靠的掩护机关,保障了中央的日常运转和一系列重要会议的召开,协助中央重新在上海站稳了脚根。面对叛徒肆虐、内奸横行的恶劣环境,周恩来指示中央特科坚决惩处对党的安全构成严重危害的叛徒和内奸,铲除了叛徒白鑫、何家兴,镇压了内奸戴冰石,严惩了卖身投敌的黄第洪,使那些罪大恶极者得到了应有的下场,极大地震慑了敌人。为掌握对敌斗争主动权,周恩来指示中央特科成员努力打入敌人的军警宪特机关。由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组成的三人情报小组,成功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掌握了敌特机关的全盘活动,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被周恩来称为“龙潭三杰”。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千钧一发之际,钱壮飞第一时间向党中央报警。周恩来沉着指挥,周密部署,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妥善地保卫了中共中央的安全,避免了一次后果极其严重的大破坏。

周恩来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电讯工作的创始人。他直接领导李强研制成功党的第一套无线电收发报机,培训出第一批报务员,建立起第一座无线电台。他还亲自编制了第一本密码,用他的化名“伍豪”命名为“豪密”。1931年3月,任弼时将“豪密”从上海带到中央苏区。两地电讯沟通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上海、任弼时在苏区亲自担任译电工作。随后,在全国各地红军和各大城市中,普遍建立了无线电通讯工作,有力地配合了革命战争,沟通了中共中央和各地党组织的电讯联系。这在党的电讯工作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从此日益发展,还在上海建立了国际电台,同共产国际也通了报。

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期间,十分重视中央特科的队伍建设,保证了党的绝对领导,保证了隐蔽斗争的正确政治方向,培养了一支忠诚于党、智勇双全的干部队伍。周恩来将列宁创建俄国情报组织“契卡”时规定的基本任务和原则,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总结提出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隐蔽斗争思想和工作方法。他摒弃了俄国情报工作搞特殊化、用美人计等做法,强调中央特科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绝不允许在党内搞侦察,从而保证了中央特科正确的政治方向。周恩来对进入中央特科的干部不仅严格考察,并且经常对他们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纪律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中央特科建立初期,当他发现红队个别人员有流氓习气,马上进行了两次整顿,纯洁了队伍。为提高干部的政治素质和对敌斗争能力,周恩来为中央特科举办训练班,亲自为学员作报告,讲授对敌斗争的政策和工作纪律,组织学员进行秘密技术训练。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央特科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草创到成熟的转变。

在上海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周恩来本人也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的纪律和要求。周恩来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领袖,是敌人千方百计追捕的重要目标。他在大革命时期又长期担任公开的领导工作,国民党内有许多人熟识他,处境更加危险。周恩来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以他的冷静和机智,从容应付,积累起更加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在上海期间,他不停地变换姓名和住址。居住的地点,有时住一个月,有时只住半个月,每换一处就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处的只有两三个人。由于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大多,他外出的时间严格限制在清晨5时至7时和晚上7时以后,其余时间除特殊情况外都不出去。他对上海的街道布局进行过仔细的研究,尽量少走大马路,多穿小弄堂,也不搭乘电车或到公共场所去。他通常装扮成商人,后来又留起了大胡子,所以党内许多人叫他“胡公”。尽管敌人把他作为极力搜索的重点目标,但始终无法发现他的踪迹。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周恩来继续领导和部署了党的情报工作,并使其日臻完善。这一时期,周恩来就像一位技艺高超的棋手,他所布下的满盘棋局,就像盛开的花朵,一下子开遍了大江南北。人们称赞毛泽东同志“用兵真如神”,而称赞周恩来则是“用谍真如神”。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准确情报,是周恩来亲自布置打入国民党内部的阎宝航获得的,他当即电告中央并转告苏联。事后斯大林致电毛泽东主席,说这一情报使苏联红军提前24小时进入战备状态,并对中共中央提供的情报极为感谢。这是周恩来对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

1943年6月18日,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到洛川召开军事会议,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进行反共军事部署。他们阴谋“闪击延安”,一举消灭中共的首脑机关,夺取陕甘宁边区。关键时刻,1938年在武汉根据周恩来、董必武“深入虎穴”指示打入胡宗南身边担任机要秘书的熊向晖,及时获悉了敌人在西北的军事部署情况,并立即报告了党组织。党中央一方面进行了军事部署,一方面在政治上发动宣传攻势,公开揭露蒋介石的阴谋。蒋介石迫于内外压力,又鉴于其“闪电战”计划的彻底败露,不久后下令胡宗南停止军事行动,第三次反共高潮遂被制止。毛泽东主席称赞:在这个时期,凡是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掌握之中,这是情报工作最成功、最模范的示例。

1948年5月,毛泽东和周恩来率领中共中央来到西柏坡,西柏坡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周恩来指示中央社会部加紧部署情报工作,重点加强了东北、华北、上海、南京的情报系统建设。这些系统在三大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等关键时刻,获取了大量国民党的重要情报,被周恩来称赞为“迅速、准确”。毛泽东则称赞道:“解放战争中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

自创建党的第一个隐蔽斗争专门机构、组建第一个无线电台、编制第一套密码本、派遣第一个深入敌营的情报小组起,周恩来在近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中,宵衣旰(gàn)食、鞠躬尽瘁,为党的隐蔽斗争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超凡才智、恢宏气度以及独具魅力的统帅风范永垂青史。周恩来是当之无愧的隐蔽战线的统帅!

《江苏红色特工档案》将从今天起在喜马拉雅陆续推出,紫牛新闻也将为您同时逐集刊出足本文稿,感兴趣的朋友别忘了提前先收藏哦!

本期文稿整理:冯秋红

总策划:冯秋红 吴芳芳

制作:丁聪

编辑:春茹 耿思奇

图片:史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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