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风清 | 刘以鬯的“上海情结”
2024-06-27 21:49:58

二十年前,我曾为时在香港的东瑞先生出了本书,一直乏面缘。2013年岁末,我赴港参加了一个国际文学研讨会,东瑞一定要尽地主之谊召宴。他问我还要见谁?我说想拜会文坛老前辈刘以鬯。东瑞说太巧了,他与刘老是忘年交,曾为他出版过“文集”。果不其然,那日,东瑞将九五高龄的刘以鬯、罗佩云伉俪请来。

刘以鬯,读者或许陌生,一提电影《花样年华》和《二〇四六》谅大多熟悉,这两部由王家卫执导的风靡华人界的影片,其蓝本的灵感均取自刘先生的名篇《错倒》和《酒徒》。刘以鬯先生大名灌耳,他的作品我读得不多,唯极短篇《打错了》印象极为深刻。虽是初识,但不觉生分。刘老听说我来自故土江浙,显得异常亲切。面对我的提问,他不假思索即席应答。95岁的刘以鬯先生身体健朗,竟与老伴两人坐地铁、搭轮渡由港岛太古城到九龙赴宴。他思维敏捷,谈锋甚健,记忆力惊人。鉴于他对香港文学的卓越贡献,特区政府授予他香港荣誉勋章和铜紫荆星章。香港文坛尊称他为“香港文坛的教父”。当我提及这一殊荣时,刘老摆摆手说,“对于得到什么和失去什么,我认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走过了一条长长的崎岖的路,我还得往前走。 我在上海、香港和南洋编过报,还办过出版社。”又自谦说“我是个写字匠”,说罢自己也笑了。接着,他断断续续向我们讲述他的往事:我是一九四八年由上海到香港游历的,后因社会局势发生巨大变化,钱也用完了,回不去了,全靠一支笔在香港谋生、立足。既编报纸,又是作者。每天至少要写七八千字,多达一万二千字。高峰时同时为十一家报刊写专栏。每天傍晚有的报馆来人取稿,有的是我雇人送稿,太太帮我打理这些琐事,我们忙得很。说到编辑报纸时,他说香港报纸副刊版面是固定的,约稿、编辑、审稿、发排,直到看大样划版面,一人全包。在言及选稿标准时,他一脸严肃,“我是认稿不认人”,惟稿为是,当年有个女作家叫十三妹,言论大胆,文风泼辣,别人看不上,我就喜欢,请她写专栏。

我问,听说你有两个外号叫“汇丰作家”和“严肃作家”?刘老点点头,说我是汇丰作家,讲我作品多,一生写了大概有六七千万字。说我是严肃作家,是我出的书不多,许多文字被我当“垃圾”淘汰掉了。我写了一生,只出版两个长篇《酒徒》和《陶瓷》,四个中短篇集子和三部评论集、翻译作品。在侧的东瑞先生补充说,刘老的创作态度太严肃了,《对倒》本是长篇,后删成中篇出版,《珍品》本是中篇,结果删成短篇收入集子。最具代表性的是《鸟与半岛》,原作六十多万字,出书时删去五十万字,仅留六分之一。我们听罢,不禁咋舌。刘以鬯谈自己的创作理念时说,他写小说主张“探求内在和真实”,不要过时的写实主义,主张在手法上要创新(他的《对倒》有人称为中国最早的意识流小说,极短篇《打错了》分两大段,文字基本重复,仅几百个字不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尾)。我们请教他对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看法时,他说平等的,没有尊贵高低之分,纯粹是个人所爱不同,他以自己的创作为例:“我写小说分两大类,一类是娱乐他人,一是娱乐自己。娱人的作品,是为稻粱谋,求生存,不避俗;写娱己的,要有新追求,有创造性。” 刘老问我写不写文章,我说写一点,多为自娱,我适时奉上拙著《曾经风雅》,写的都是民国文化人。他饶有兴趣翻着,见到顾维钧出使的那张照片亮开给我看,说“我知道他”。刘老告诫似地对我说“不要写了就要出书,出书不能滥”。难怪有人曾评论他,在香港这方流金淌银的土地上,刘以鬯坚守一方净土,“一辈子耕耘他那一亩纯文学的地”。

在两个多小时的交谈中,刘以鬯谈论最多的是上海,流露出浓得化不开的“上海情结”。他说:“我祖籍浙江宁波,但是上海人,土生土长。一九四一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哲学系。我不仅能文,还会武,我武是会打篮球,是校队的后卫,拿过冠军,不过也付出代价。”刘老幽默,说时伸出因打球而留残疾的无名指、小拇指给我看,至今不能伸直。上海给他留下太多的不可磨灭的记忆。他说上海是他文学之路“发迹”的地方,十六岁读高二时,他发表的小说处女作《流浪的安娜·芙洛斯基》,写的是上海霞飞路妓女的故事,“为我配图的是大同中学高我二届的大师兄华君武,那是我俩唯一的一次合作,刊在《人生画报》上。”一九四六年,他在大西路(今延安路)家中,创办怀正出版社,出版了徐訏的《风萧萧》,还为施蛰存、戴望舒出过书。他说他最怀念的是提携过、奖掖过他的柯灵先生。柯灵那时在办杂志,欣赏他,常采用他的作品。有一次,柯灵还亲自送稿费到他胶州路的家中,令他感动得不得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恢复通信,刘以鬯在他的纯文学出版社为柯灵出了“选集”。说到华君武、柯灵,我都认识,而且还听柯灵谈过曾托刘以鬯在港帮许广平出版《遭难前后》一书的往事。我称颂刘老的义举,先生说没什么,应该的。柯灵当年帮助过我,他的托请我应该尽力,又说许广平先生也是他敬重的女士。刘以鬯还特别提“陆大姐”(陆晶清),说他们是抗战时《扫荡报》的同事,对他帮助很多,他想组名家的稿子不得门,陆晶清把孙伏园、焦菊隐介绍给他;后来陆晶清赴英,又向社长推荐让他接班主编《扫荡报副刊》。提到陆晶清与他在《扫荡报》共事一节,刘老特别高兴,因为谈的都是文化圈子的人和事,自然亲切又随意。

刘以鬯亦不无自豪地说,他曾帮助过姚雪垠。我问怎么回事。他说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某一天,生活困窘的姚雪垠带着书稿向他求教,刘以鬯见他写得不错,接纳了。又问他在上海住在哪儿,生活如何。姚说住在一亭子间,穷得有时饿肚皮。刘以鬯请他住到自己的出版社,让他住在库房里安心写作,跟出版社同人一块吃饭……言语中看得出,暮年的刘以鬯是位情感丰富、怀旧念旧的人。

刘以鬯说岁月无情,当年上海作家扎根香港的老朋友有叶灵风、曹聚仁、马国亮、徐訏等,一个个都走了,现在只有他一人了。说到此,感慨颇深。我问他的生活现状。他说不错,有太太精心照顾,身体好,基本上已经不再笔耕,旧作都由太太整理,他现在是安度晚年了,其太太罗佩云女士比他小二十岁,当年在新加坡是红极一时的舞蹈演员。自下嫁给穷编辑码字匠刘以鬯以后,近六十年来,一直做他的秘书、管家、跑腿。晚年又是他的“拐杖”,现在不离他寸步,真是天作之合。

告别时,我请刘以鬯先生赐墨,他潇洒地写了“相见欢”三个大字。

张昌华

(张昌华,出版人、作家,原江苏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著有《书香人和》、《书窗读月》、《青瓷碎片》,《走近大家》、《曾经风雅——文化名人的背影》、《民国风景——文化名人的背影之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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