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校场:防疫专家果真是间谍吗?
2020-03-25 09:55:20

本文原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公众号“民国大校场”,作者海天片羽,经授权转载。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争取国际援助与遏止战争伤亡,中国政府决定将与国联(国际联盟简称,1920年1月10日正式成立,中国是创始会员国之一)之间的水利、交通等一般技术合作紧急改为组织防疫团来华救助,并先后由全国经济委员会和经济部负责与外交部、财政部、内政部卫生署等机关协调,处理中国与国联防疫技术合作等相关事宜。随后,由多国卫生专家和医护人员组成的国联防疫团携带战“疫”药械驰援中国,迅速发起了为期近三年的中国战“疫”。

中外战“疫”专家团 

经费现波折  磋商寻折衷

当国联防疫团“不避艰险”,逐渐打响中国战“疫”的时候,由国联拨付中国的战“疫”经费却出现了波折。

原来,根据中国与国联的技术合作协议,双方的技术合作经费为每年45万瑞士法郎,由国联在其预算案内“另立专目,完全负担”。至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这笔经费已“不敷应用”,遂由9月召开的国联第十九届大会决议增加至200万瑞士法郎,用以支付国联防疫团战“疫”专家和医护人员的薪金以及中国战“疫”急需的药械费用。但是,这项“有效援助中国”的“特殊办法”的有效期仅仅只有1年,即从1937年11月1日至1938年10月31日,“即为届满”。

而此时正在浴血抗战的中国军民,由于缺乏足够的战“疫”力量,不得不面临着战争引发的天花、霍乱和鼠疫等疫病的极大威胁。因此,拥有专业战“疫”技术的国联防疫团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国战“疫”力量不足的窘况。有鉴于此,经济部协同内政部卫生署致函外交部电请国联将中国战“疫”“特殊办法”先延长2个月至1938年底,然后再延长1年。

1938年9月,国联第二十届大会批准了中国的请求,但是却将拨付中国的战“疫”经费改订为150万瑞士法郎,其它技术合作经费改订为25万瑞士法郎,同时附加了中国必须将1938年应缴国联会费230多万瑞士法郎“全部付清”的条件。

1939年9月2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为转告国联通过拨付中国150万瑞士法郎战“疫”经费等事宜致经济部快邮代电

中国政府得悉情况后,立即责成经济部致函外交部电商国联,恳请考虑中国因“抗战军兴”而导致的财政困难,能够少付或缓付乃至免付应缴国联会费。一时之间,双方函电交驰,再三磋商折衷方案。经过一番艰难的交涉,国联允许中国先付50万瑞士法郎,并可将其折合成中国法币存储在中央银行重庆分行,以国联防疫团的户名充作战“疫”专款。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争爆发。处于战争旋涡的国联,处境日益艰难,拨付中国1940年的战“疫”经费急遽缩减为2.5万瑞士法郎,加上结余的其它技术合作经费3.17万瑞士法郎,总共只有5.67万瑞士法郎充作中国战“疫”经费,仅仅只能够维持国联防疫团3个月的日常开支。

防控组合拳  疫情初见效

自1938年初至1940年驰援中国战“疫”,国联防疫团在战“疫”经费有限的情况下,殚精竭虑地“经营筹划”了中国抗战时期的战“疫”大考,在“有限的区域内采用了所有可能的方法”,直接为抗日军民提供了防疫服务。防疫团共分为西北、华中、华南等三个分团,分别以陕西省西安市、湖南省长沙市、广西省南宁市为中心开展战“疫”行动,后来又扩展到云南省昆明市和贵州省贵阳市等地。在各地因地制宜地打出了一套防控组合拳:

一是协助中国大后方各省建立战“疫”机构。如驻广西省南宁市的第三分团(即华南分团)和广西省合组战“疫”联合办事处,下辖2个红十字队、1个反流行病分团和1个试验所,此外还派驻数十名工作者到各卫生区从事战“疫”卫生。1938年9月,联合办事处协助广西省政府成立了省市县各级防疫委员会,负责设计、推行和指导防疫工作。

驻广西省南宁市的战“疫”联合办事处

二是筹集各种战“疫”物资。随同国联防疫团一起驰援中国的还有从欧洲各地筹集的价值130多万瑞士法郎的战“疫”物资。此后,防疫团又先后筹集到4辆重型卡车、7辆轻型卡车和4辆旅行车以及超过800万剂的进口疫苗和紧缺的防疫药械、血清等战“疫”物资。

三是宣传战“疫”防控常识。在广西,为了让军民了解各种疫病的性质、症状、病因、危害及防治方法,战“疫”联合办事处时常走上街头,深入农村,采用印制宣传册、张贴宣传画、组织宣传队、召开讨论会和报告会等方式,向军民开展战“疫”防控常识的宣传,号召大家行动起来,配合防控人员,共同防治疫病。

战“疫”宣传队

四是建立疫苗实验室,研制各种疫病疫苗。1938年,广西省战“疫”联合办事处组建疫苗实验室,一方面进行天花、霍乱和鼠疫等流行疫病的调查研究,一方面开展疫苗实验和培养。3月至9月,实验室共生产天花疫苗225250剂,霍乱疫苗338440剂,伤寒疫苗34580剂。

研制抗霍乱疫苗

五是接种疫苗,防治传染性疫病。1938年上半年,广西省战“疫”联合办事处在全省接种抗牛痘疫苗498616人。1939年6月至12月,云南省战“疫”联合办事处共治疗疟疾病人14342人,为57000人接种抗霍乱疫苗,为2054人接种抗鼠疫疫苗。在贵州省,战“疫”联合办事处为当地民众接种大量抗天花疫苗,控制住了疫病的流行。

接种疫苗的女护士

六是设立防控检查站,建立隔离医院。在广西省,战“疫”联合办事处在全县、梧州市、龙州县和南丹县等交通要道设立战“疫”检查站,负责检查外地旅客,并由卫生巡逻队和卫生警察进行防疫监督。同时,腾出乡村、民团等一切可用公房,或在各地荒郊搭盖简易帐篷,建造茅屋草舍,负责收容、隔离和医治霍乱患者。在云南省中缅交界的畹町镇设置战“疫”检查站,对穿越边境的车辆进行检查并对乘客进行免费接种抗鼠疫疫苗。在陕西省西安市建立了疫病病人隔离医院。

此外,各地战“疫”部门还通过整治环境卫生、讲究清洁饮水和食品安全、加强粪便管理等一系列战“疫”举措防控疫病的传播和流行。

专家“间谍”案  外交力斡旋

在国联防疫团协助中国处置战“疫”大考的过程中,一度出现了防疫团战“疫”专家叶墨医生涉嫌“间谍”事件,使得中国与国联的防疫技术合作面临着不得不暂时中止的不利局面。

原来,驻陕西省西安市的国联防疫团第一分团(即西北分团)战“疫”专家叶墨医生携带照相机、望远镜等,与中国战“疫”专员施而铿于1938年8月在军事禁区襄城县调查疫情。此地山深林密,人迹罕至。叶墨医生不仅“登望险要军事据点”,而且拒绝听从施而铿的劝阻,沿途不断拍照,记录重要调查情形。他的这种“有越防疫范围”的反常行为引起了当地驻军的怀疑,迅速上报高层。在权衡战“疫”大考和军事泄密的轻重后,蒋介石密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悉数缴存”叶墨医生的照相机、照片底片和日记等物品,限其“即日离境”。不久,西安行营派人将施而铿押往武汉,并护送叶墨医生返回西安市静候调查,同时又派人关闭了驻西安市的战“疫”联合办事处,暂时中止了国联防疫团第一分团与中国的防疫技术合作。

不料,在得知叶墨医生涉嫌“间谍”事件后,国联立即电告中国外交部:此事异常严重,如果不能妥善解决,防疫技术合作前景或将受到影响。与此同时,正在协助中国战“疫”的防疫专家团也相继集体辞职,以示抗议,并强烈要求释放战“疫”专家叶墨医生。面对如此局面,中国政府深感空前的外交压力。蒋介石一面指示经济部函商外交部全力与国联展开外交斡旋,要求战“疫”专家团恢复工作;一面下令西安行营立即释放叶墨医生,并向其当面道歉,发还其照相机、照片底片和日记等物品,同时“启封”了已经关闭的战“疫”联合办事处。经过中国政府积极的外交斡旋,国联电令防疫专家团重新恢复工作,继续“筹划”初见成效的中国战“疫”。

1940年夏,国联防疫团终因经费无着而撤出中国,在这短短的近三年时间里,通过卓有成效的战“疫”合作,国联防疫团指导中国各地建立了战“疫”机构,做出了“最大效率的出色的工作”,使得大后方的疫情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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