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思想史是国内传播研究十分活跃的领域，经过多年的发展，学术共同体从无到有，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和十年前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这些进步从本期所收录的两篇论文即可见一斑。《生成性公众观》一文另开生面，挖掘了杜威民主思想中的黑格尔源头，令读者对传播学史上著名的“李（李普曼）杜（杜威）之争”背后的哲学分歧有了全新的认识。这一争论及其后果，在今天中国语境中仍然随处可见。《从“大宗货物”到媒介研究》一文则通过对英尼斯作品及其传记的仔细解读，让英尼斯摆脱麦克卢汉棱镜的扭曲，以真面目示人。这两个研究皆已经走出了对理论及研究者的平面化介绍，曲径通幽，揭示了我们熟悉的传播理论中被忽略的思想起源。

不仅如此，这些研究都不是出于单纯的学术好奇，而是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试图通过对理论的溯源，让它们与当下问题进行对话。比如研究者发现当李普曼所说的局内人与专家在数字媒介条件下明显衰落，生成式公众与生成性媒介判定了杜威在争论中的胜出。同时，研究者还原了英尼斯的物质性、历史性、整体性和动态性的方法后，认为它们对今天热门的偏空间性的ANT理论起到了某种平衡作用。

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传播思想史的研究也会重复一般思想史曾走过的历程。思想史研究起源于哲学观念史，早期就是哲学学术史的一部分，作用是从历史维度厘清观念的形成过程。但是慢慢地观念史就不满足于仅仅扮演学术研究附庸的角色，开始专注于观念本身的生成过程。诚如观念史的创始人洛夫乔伊所言，观念史关注的问题从抽象的、普世的观念演化，转向观念本身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迁与扩散，其研究对象也从顶尖大师的思想，转向二三流作家的思想，甚至是畅销读物作家的思想。年鉴学派的社会心态研究则进一步将思想概念从阁楼降到地下室，开始关注普罗大众的思想与观念。这一思路一直影响到当代新文化史的关注取向。社会的民主化与一波又一波的权利运动，让思想的外延从政治文化精英，扩展到一般大众的平常日用。思想史不再是学术史的附庸，而是如达恩顿所呼吁的，与社会史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尽管传播思想史研究才刚刚起步，但是借助于后发优势，完全可以缩短这一认识过程，在继续关注经典学者和学术观念、概念的历史脉络的基础上，扩展研究视野，多头并进，将社会史与新文化史视角下的传播思想史也纳入研究范围。在研究问题上跨越学术史的边界，在史料上多向下看，就像本雅明在“拱廊计划”里所做的那样，搜集一切消逝的时光和社会氛围所遗留下的物质痕迹，强调所谓“垃圾”的重要性，把包括小说、戏剧、民间文学在内的大众文化、笔记小说、日记、档案、民俗传统、展览目录、城市指南、投资说明书、产业报告、广告、视觉艺术、建筑、日常物品、语言表达方式等材料中呈现出的传播思想都作为研究的对象，与当下社会的传播观念展开对话，与历史研究、传播学术史进行对话，让传播思想史研究不再只是为学术研究提供文献综述与思考线索，而是成长为功能更多样、更具有主体性的研究领域。

（《传媒观察》2024年第3期卷首语。作者刘海龙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