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丹

昨天就“父皇”“母后”这个话题，我说了一个道理，那就是称呼，分为书面和日常的；由于古代是书写与口语两套系统，古人对书写也极其讲究“雅”，故此造成口语一旦进入纸面，常被雅化处理，顿失其真了！所以我们今天通过影视剧熟悉的一些口语，如哀家啊、寡人啊、本王本宫啊，还有那最著名的“朕”啊，其实过去都是书面语，古人口头上是不那么说的。

中国人的称谓是一种很有讲究的文字现象，中国人的称谓真是多！

哀家寡人与朕，都是“自称”，我昨天讲的“父皇母后”则是“他称”。今天就着昨日的话题，再接茬讲一讲对皇帝的称谓——请注意，我要讲的是臣下的日常称谓（家人的我昨天讲过了），而非书面的。

唐代的“大家”、宋代的“官家”，时代久远，材料更少，讲之无味，这道菜今日且不上，我简略讲讲明清两代。俗话说，“清承明制”，它们又都定都北京，在许多习俗、习惯上都比较接近或相似。

在对皇帝的日常称谓上，大体一个“爷”字可以概括。称皇帝为爷，仍然是北方地区的口语和俗称，古代士大夫写文章一般是不会照实直书的，往往径直改为“皇上”或“陛下”。皇上日常或许会用，但“陛下”（与其相近的词还有“殿下”“左右”）则是标准的书面语。

明朝末年的太监刘若愚，写了一本很有史料价值，且其记事尚较为质直的书，名为《酌中志》，专记宫廷之事。在《自序》里，刘若愚就宫人对皇帝的称呼，有这样一段说明：

“按皇城中旧制，凡内臣奏事，称呼列圣，则某年号老爷；今上，则万岁爷。”

他说，宫廷的规矩是：宦官凡提及皇帝，对历代先帝（即“列圣”），均以年号相称，比如明太祖朱元璋，称“太祖老爷”，宣宗朱瞻基，称“宣庙老爷”，神宗朱翊钧，称“神庙老爷”（亦有称“太祖爷爷”“宣庙爷爷”和“神庙爷爷”的）；而对“今上”，则称“万岁爷”。

这就是明朝皇帝称皇帝为“爷”的明证。

刘若愚为何要在自序里做那样的说明？他解释道：

“若愚既已失身中涓，焉敢没其口吻？文章家必笑其俚，在史家自存其质也。”

中涓就是宦官，刘若愚是读书人出身，不幸做了宦官，如今写书，岂敢改变宦官的“口吻”？平日怎么称呼列圣和今上的，文章里仍怎么称呼。虽然将俗俚之语（口语）入于文章，有些不雅，但这对于史家来说，却是存其“质真”的。

我要给刘若愚100个赞！如果他不如实记载，我们何以知道宦官怎样称呼皇帝呢？

过去的“文章家”为了雅的需要，喜欢修饰润色，雅固雅了，却也失去了真。我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皇帝在日常谈话中，说到自己时，其实就跟普通人一样，说“我如何如何”，而不会像书面拽文，开口闭口“朕如何如何”。可是臣子在记录皇帝言论时，往往将俗语“我”改为“朕”，这就失其“质”了。

同样是上面的原因，外朝大臣见到皇帝，是否一如内官之例，称皇帝为“万岁爷”，不是太清楚，因为我们所见到的记录文字（如各种《奏对录》《召对录》）都无一不经过了雅的改造。但我想，当面对着本人，与提笔写奏疏还是有很大不同，大臣（特别是想跟皇帝套近乎的大臣）见到皇帝，心情一激动，再一紧张，口称“万岁爷”的可能性非常大。明朝成化年间，三位阁臣久不见皇帝了，通过司礼监太监帮忙，总算皇帝答应召见了，见面谈了几句，就没话好说了，忽然一个叫万安的阁老大声呼起口号：“万岁万岁万万岁！”——这就是山呼万岁，常是朝仪上群臣一齐喊的——他这么一喊，本来就已经尴尬的阁臣们只好仓促而退。此事被太监们笑了好长时间，万安还得了一个“万岁阁老”的外号。您想想，面君时“万岁万万岁”都喊得出来，大臣们下起脸来，学太监们喊几声“万岁爷”也不为过吧！

当然，拘谨、谨守礼法的大臣，应该还是只称“皇上”，毕竟喊“爷”在君臣名分之外，还有一个“主奴”的意思在内。

在明清时代的北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习惯喊“爷”，一直到民国都是如此，“爷”是一种习惯性的敬称。普通尊者、在上者都是“爷”，姓刘的是刘爷，不知名的是“这位爷”，老大是大爷，老二是二爷，作相的是相爷，当兵的是军爷，做官的是官爷、青天大老爷，等等。皇宫虽在“天门”之内，但毕竟还是在人间，宫里人都来自民间，百姓的语言习惯很自然地会带入宫廷，于是皇帝便很自然地被称为“万岁爷”，东宫太子便是“小爷”，宗藩某王便是“王爷”……由此来看，对皇帝称爷，应该是明朝迁都北京之后形成的口语习惯，洪武、建文在南方，不应如此。比如在洪武时期的文献里，常称朱元璋为“上位”，这可能是口语，因为在收录“蓝党”（大将军蓝玉党人）犯人供词的《逆臣录》里，凡提到朱元璋时，都记作“上位”。

清朝是由东北入关，立都北京，入乡随俗，再学习一点明朝的宫廷礼俗（何况清初宫廷的太监多接收自前明），于是“清朝皇帝喊爷”，也就再正常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