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21年的中国，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南湖红船上点燃的革命火种照亮旧中国的沉沉黑夜，从此，中国革命开始了新纪元。然而，星星之火是如何点燃的，许多历史背景和细节并不为人所知。广西人民出版社最近出版《东方破晓——星星之火是如何点燃的？》一书，通过30个生动鲜活的党史故事，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梳理建党脉络、深挖建党文献，展现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段波澜壮阔、风云激荡、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该书作者张神根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主任、张倔为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研究员。近日，紫牛新闻·微史记频道选载部分章节。
蔡和森，1895年出生于上海，4岁随母亲葛健豪回到家乡湖南湘乡县（今双峰县），13岁时因家道中落被送到永丰他堂兄开的“蔡广祥”店当学徒。蔡和森小时患有哮喘病，体质很弱，然而店中的重活累活都叫他干。“每天早晚开铺关店，背不动沉重的铺板，东摇西歪，有时摔倒在地，常常遭到店主的呵斥怒骂。当学徒还要替老板娘干家务事，有时因疲劳过度，略一打盹，便遭鞭打。”
1913年，蔡和森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后结识毛泽东、萧子升。他们品学兼优，志趣相投，几乎形影不离，被称为“湘江三友”。
当时的中国正陷入内忧外患的深重苦难之中，人民流离失所，国家山河破碎，青年蔡和森立下了“匡时救民”的远大抱负，立志挽救危难的中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正在艰难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湖南先进分子以鼓舞和向往。1918年4月14日，在岳麓山脚下刘家台子蔡和森的家里举行了新民学会成立会。经过讨论，通过了毛泽东参与起草的学会章程，以“新民”为会名，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新民学会是毛泽东、蔡和森等组织的早期革命团体，在湖南进步青年中产生很大影响。李立三回忆说：
还远在“五四”运动以前，在湖南一般先进的青年中就盛称毛蔡之名，而奉之为表率。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和已经被难之蔡和森同志。当时毛蔡两同志同时肄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即感于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国家之危急，而极力提倡革命思想，以图挽救。他们共同发起新民学会以团结青年，创立《湘江评论》，宣传革命主张，组织文化书社，传播各种新思想的书报，并为与一切先进青年接洽之机关。在“五四”运动这一时期，湖南成为革新运动的策源地之一，实以毛蔡两同志的功绩居多。
1918年6月，为筹办湖南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事宜，蔡和森从长沙搭上小火轮，沿江而下，至汉口搭火车，前往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到北京后，他除了拜访华法教育会主持人蔡元培，陈述他们赴法勤工俭学的要求，还拜访了李大钊，阅读李大钊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参加了李大钊等人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在李大钊的启发和指导下，他初步确立了要仿效俄国列宁之革命，以改造黑暗中国的志向。1918年7月21、24日，蔡和森连续给毛泽东写信，主张“加倍放大列宁……之所为”，对列宁的事业“愿则而效之”。
1919年12月，蔡和森和妹妹蔡畅、母亲葛健豪来到上海，搭乘法国邮轮赴法勤工俭学。次年2月到达巴黎附近的蒙达尼，入蒙达尼男子公学。在这里，活跃的思想、先进的技术，让蔡和森大开眼界。他们白天补习法文，晚上挑灯苦读，“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通过对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研读和对社会的现实考察，逐步树立起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成为赴法新民学会会员中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被大家誉为“小马克思”。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赴法新民学会会员中一大批先进分子纷纷走上了革命道路。据当时一位留法同学许德珩回忆：
和森在出国前曾在保定留法预备班学习了法文，也阅读了一些社会主义著作。他到蒙达尼以后，因病没有进工厂作工，在短短的时间内收集了大量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小册子，择其重要急需者猛看猛译，经过日日夜夜的辛勤工作，把有关世界大势、俄国革命的情况，以及社会主义的各种派别，基本上搞清了。当晚，和森与我们座谈，发表他对改造中国和世界应该走什么道路问题的看法。
1920年7月5日至10日，蔡和森和向警予、陈绍休、萧子暲、张昆弟、罗学瓒、蔡畅、李维汉、熊季光、熊叔彬、欧阳泽、萧子升等20余名赴法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男子公学开会。会议确定以蔡和森提出的“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新宗旨，这比学会刚成立时“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提法前进了一大步，不再主要作用于个人修养的提升，而是勇敢地承担起改造中国社会的责任。但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呢？会议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形成了以蔡和森为代表的激烈派和以萧子升为代表的温和派。这两派各自拥有部分支持者，但都没有形成压倒性优势。李维汉回忆说：
一种意见是蔡和森提出的，主张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另一种意见是萧子升提出的，主张温和的革命，即无政府主义的蒲鲁东的方法，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森提出的主张，对于多数与会者，特别是临开会前才到达蒙达尼的人们来得比较骤然，缺乏充分考虑的时间，因此对于两种相对立的主张，在会上没有能展开讨论。会议乃决定将两种意见写信告诉毛泽东同志，希望听取国内会员的意见。
会后，蔡和森、萧子升、李维汉等分别写信，向新民学会及毛泽东等人通报会议情况，阐述各自观点。萧子升的信写于8月初。他表示“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这种革命从教育入手，“以教育为工具”。李和笙（即李维汉）的信写于8月28日，其观点与萧子升基本一致，表示“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
蔡和森的信写于8月13日。信中详述了他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组织共产党的主张。他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当务之急是组织共产党。他在信中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等问题提出了正确的主张。他说：
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复制件，收纳了蔡和森（曾用名蔡林彬）写给毛泽东的信。 资料照片
因当时中法之间邮路不通畅，这几封信辗转数月，一直到1920年11月才送达毛泽东手中。毛泽东在发动湖南自治运动时，总结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在于“有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有时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蔡和森的来信，正合他的心意。经过深思熟虑，12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蔡和森、萧子升及其他在法会友，对蒙达尼会议确定的新民学会新宗旨表示完全赞同，并对他们的不同意见作出明确的选择：“我于子升、和笙（即李维汉）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他说明自己赞同革命道路的理由：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再次写信给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他对建党的主张，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并具体提出了组党的4个步骤：
（1）结合抱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2）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3）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4）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这封信由即将回国的萧子升带给毛泽东。萧子升随后于1920年12月底回到国内，带来蔡和森的长信。毛泽东对蔡和森信中主张十分赞赏。他于1921年1月21日复一短信，热情洋溢地写道：“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同年1月1日至3日，毛泽东与何叔衡等还召集长沙新民学会会员举行“新年大会”，对蔡和森提出的问题进行了三天的热烈讨论，对于蔡和森的革命主张，大多数人表示了赞同。
蔡和森不仅第一次提出“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而且他对党的性质、指导思想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正确主张。蔡和森以其远见卓识，有力地推动了国内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建党活动。
校对 李海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