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门西钓鱼台东侧，有一条普普通通的小巷，连巷名都没啥个性，以巷口的门牌号码命名，叫做钓鱼台一二三巷。

其实，这是一条很有历史的古巷，原名叫侍其巷，相传古时有一户复姓侍其的家族聚居在这里，还出过一些名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条巷子里曾居住过一位民国南京报界元老级人物，他的名字叫于纬文，他创办的《新中华报》报社也设在这里。

时值12·13国家公祭日来临之际，恰好于纬文的最后一段故事也与这段历史有关，特推出本文，以纪念84年前这段不能忘却的历史，和当年为守护南京这座城市付出努力的人们。

钓鱼台一二三巷路牌（陆晖 拍摄）

《新中华报》的创办人

于纬文（1888-1940），江宁（南京）人，民国著名报人、作家，其创办的南京地方报纸《新中华报》自民国初年开始发行，直到1937年底停刊，是这段时期南京地区资格最老、发行时间最长的民营报纸。

《新中华报》前身为《明德白话报》，是一份白话新闻小报，由曾益士、鲍醒籁、曹葛仙共同创办于民国二年（1913）五月，曾益士为首任经理。《明德白话报》以木刻版印刷，虽然只有四开三小张，却是南京地区早期极少的新闻报纸之一，当时同城出版的民营报纸还有一个《中华报》，但销量远逊《明德白话报》。

《明德白话报》开办仅两个月，南方各省发起“二次革命”，相继宣布独立讨袁，但很快被袁世凯派兵镇压。“癸丑之役”中，张勋攻占了南京，《明德白话报》因有讨袁嫌疑停刊，报社被封，财物损失惨重。直到九月份局势安定后，报纸才恢复发行，但元气已伤。

1914年7月，随着第二任经理李希白辞职离去，《明德白话报》再度停刊。同年秋，原《明德白话报》编辑郑芳菽、于纬文被同仁推举，共同主持报务，恢复报纸出版，对报纸进行改版，改白话文为文言文，并改名为《新中华报》。

1915年，郑芳菽亦离职，《新中华报》遂由于纬文担任经理，1916年再度改版，日出一大张半（对开6版），开始跻身“大报”之列。

此后，《新中华报》一直由于纬文独力经营，其间多次因抨击当局、揭露权贵等原因被停刊、查抄，报纸版面不时也因经济压力缩减，销量长期不温不火，但仍艰难维持，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攻占南京前夕，才被迫停刊。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于纬文住进了钓鱼台侍其巷，他将新中华报社也设在家中。在这里，他迎来了人生的巅峰时期。

于纬文一家原来租住在别处。据于纬文女儿于梦霞回忆，有一时期家里很穷，房东几乎每日都来坐索房租，甚至拍桌子骂人，于纬文整日在外奔走忙碌，夫人韦氏带着儿女只能噤若寒蝉，这一状况直到搬家后才有好转。

纬文的新家在侍其巷4号，与著名的湖南会馆仅一墙之隔。这是一座典型的南京城南两进民居，正屋为四房两厅:前厅待客，后厅开饭；四间房子，一间是于纬文的卧室兼书房，是他写稿子的地方，也是报社的首脑部门，遇有报社重大问题需要讨论，就三五个人在房里谈一阵子，其余三间，则分住着他的家人。

于纬文将报社设备都搬进家中，有印报的机器、铸字炉子、铜模、字盘、字架等等，员工也增加不少，一时家中好不热闹，将并不宽裕的房子挤得不能再挤，连家人的卧室也要一再拨出一部分充作公用。报纸由外面拿回自己印刷，机器开了工，这里便成了“连家店”，集住家、报馆、印刷厂于一个屋檐下。

在管理报社全盘业务同时，于纬文也不辍笔耕，除了每日撰写时评、社论，还创作了《宿雨新潮》、《碧眼金蟾》、《武侠春秋》等多部长篇小说在《新中华报》副刊版连载，颇受读者欢迎。笔记体文言小说《武侠春秋》还发行了单行本，金陵名宿程先甲为之作序。于纬文文思敏捷，每当报纸缺稿需要补白时，他就操起毛笔，一篇小品文在即刻间完成。

随着《新中华报》销量不断扩大，一架对开印报机已无法满足需求，而钓鱼台家中也无更多空间安排添置设备，于纬文便在夫子庙另租一处房屋，将经理、编辑两大部门和印刷工厂一并迁至新址。1929年5月，以这一年干支纪年命名的“戊辰印刷社”在贡院西街22号正式开业。

1929年7月25日，这一天是《新中华报》是发行总6000期的日子，各版满满刊登了诸多政要名流的题字、贺词，其中不乏军政界大佬，如孙科、王正廷、戴季陶、张学良、刘纪文等，金陵著名书家“江东周琪”也为报纸题字。

在报社隔壁的钓鱼台湖南会馆戏台，《新中华报》举行了盛大的纪念大会，并连续三天在金陵大戏院和下关大世界包场演出京剧，于纬文作为知名票友也登台献艺，演了一出《问樵渔楼》。这是《新中华报》自诞生以来最为风光的时刻。

可惜好景不长，仅仅两三年后，《新中华报》便走上衰败之路。

《新中华报》由盛转衰

《新中华报》鼎盛时，发行遍及全国，甚至远及东南亚。1930年，商务印书馆印行为新书《百衲本二十四史》做广告，用《新中华报》的评论做推荐语，可见当时《新中华报》已具备相当社会影响力。

可惜好景不长。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随着南京报业的迅速发展，竞争也更加激烈，涌现出一批各有特色的后起之秀，如王公弢的《朝报》、成舍我的《民生报》等，虽然都是四开小报，但都由专业人士运作，内容丰富，文字生动，排版美观，成为《新中华报》强有力的对手。《新中华报》徒有大幅版面，但形式老套，内容单调，越来越不适合读者胃口，在竞争中明显处于下风。

于纬文不善理财，虽经营《新中华报》多年，经济状况却并不稳定。戊辰印刷社成立后生意不错，本是可以用印刷赚的钱养活报社的，但经营不到两年就发生亏损，这与于纬文大手大脚的一贯做派当有很大关系。

于纬文结交朋友虽众，但良莠不齐，锦上添花者多，雪里送炭者少，甚至还有趁火打劫的。《新中华报》资金困难时，连采购印刷纸张都要赊账。奇望街有一家彩霞室纸铺，是《新中华报》的合作伙伴，纸铺老板是个非常精明的人，平素和于纬文称兄道弟，似乎很给面子，没钱也可尽管拿纸去用。于纬文也将报纸最好的广告位留给彩霞室纸铺。

待得纸债日积月累，这位老板却突然拉下脸来，提出要于纬文用家藏的名人字画抵债。于纬文这时才知中了圈套，但一时拿不出钱，只得就范割爱，任人将心爱之物拿走。事后心痛至极，惟有抱着儿女哭泣。

于纬文一家合影，居中坐者为于纬文

《新中华报》缺钱，稿费支付经常不及时，导致高质量稿源不足，越发满足不了市场需求，读者群逐渐萎缩，如此形成恶性循环。加上1934年5月和1935年1月，《新中华报》两次因刊登新闻不慎，受到当局处罚，被勒令停刊三日，更是雪上加霜。多重打击之下，《新中华报》无可挽回地走向下坡。

1936年，一家上海小报的记者撰写了系列文章《南京的报人列传》，搜罗记述了三十四位南京报界名人状况，其中有张慧剑、张友鸾、张恨水、赵超构、龚德柏等著名报人，于纬文名列第二十四位：

他是江宁人，因为上了几岁年纪，对于报纸本身的事业不大去注意，更谈不到与他报竞争的话，所以他的老资格《新中华报》，除了送人家的义务报和贴几份壁报外，在报摊子或派报处很难买到，因为这个报的内容实在没有甚么可看之处，就是承他的美意送上一份报，人家拿了去也不过包包东西，或积上几斤卖给挑荒货担子的，换几个碗。所以有些人说新中华报是好像一个大草包，中看不中用（因为它是一份对开日出两张的大报）。反正于先生的精神并不是寄托在这上面，任人家怎样批评，他还是我行我素，并不去改进。

（于纬文）每日里除了正事到报馆里去一趟外，成天价死守在家里，有时叉叉麻雀，有时靠靠横铺，倒也十分安闲写意。他尝对人说，他的办报好像开店做生意一样，只要牌子老，不要在货色上去考究，兼以在这个年头，如果货色太讲究了，还要贴本，或有倒闭之虞。

在这位记者笔下，此时的《新中华报》已近乎废纸，于纬文也俨然成为颓废的“躺平一族”。

谁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份苟延残喘的《新中华报》，竟在苦苦支撑一年多后，于南京城大难临头，众多报馆纷纷逃离之际，却能重燃斗志，依然坚守在城内，直到最后一刻。

1931年9月下旬，《新中华报》版面印上了大大的抗日口号。

抗战中的于纬文

其实，于纬文也曾很有血性，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结的爱国者。

1918年8月，日本因米价暴涨发生了“米骚动”风潮，日本驻华公使向北洋政府提出请求，希望中国解除米禁，允许米商（主要是江苏，因为日本人打听到无锡地区尚有二三百万石存米）向日本运售大米，以缓解日本国内危机。消息传来时，正值中国民众反日情绪日益高涨之际，江苏民众反应激烈。江苏当局以本省米粮尚不敷供应为由，拒绝日方请求，民间舆论普遍认为米粮驰禁将对地方民生产生深远影响。但是，也有一些人在上海组成“粮食研究会”，要求政府开放江苏米禁。

于纬文当时已是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公众人物，他于1919年2月在南京发起组织民间组织“民食维持会”，撰文怒斥有人甘心为虎作伥，以重利蒙蔽政府视听，呼吁官方务必顺应民意，坚持到底。

由于江苏官民的强烈反对，加上不久五四运动爆发，江苏米粮驰禁之议终被搁置，日本仅通过走私渠道获得一些粮食。

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新中华报》连续多日报道抗日新闻，并将副刊由文艺版改为抗日宣传专版，刊登抗日文章和南京市民的抗日建议，改副刊栏目名为“救亡雪耻”。报纸版面上印着大大的抗日口号，呼吁“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爱国之情跃然纸上。

可惜到了后来，在严酷现实打压之下，那个不畏强权、敢于发声的热血书生逐渐被磨平了棱角，一步步走向迟暮，变成了小报记者笔下那副不堪形象。

1937年7月22日《新中华报》刊登读者来信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而《新中华报》的副刊仍不时刊登明星花絮、票友活动等娱乐信息。一位读者忍无可忍，给报社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要求文艺副刊立即改版，屏蔽一切风花雪月、粉饰太平的文字，调转笔头，注入民族意识的血液，以唤起读者救亡的责任。

国难当头之际，于纬文一腔热血终于被重新激发出来。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役爆发，战云随即笼罩在南京城上空。8月26日，日本飞机四次空袭南京，八府塘平民居住区惨遭轰炸。于纬文亲兼记者，不顾危险赶到现场，获取第一手信息。他亲眼目睹被炸死者分尸挂在树枝上的惨状，不禁惊心动魄，从此落下了气虚的毛病。

1937年8月26日，八府塘被日机轰炸后的惨状

随着战局变化，南京城里的新闻机构纷纷准备向后方转移，《新中华报》却没有撤离的打算。于纬文对“守土抗敌”的前景始终乐观，他认为，这个时候前方尤其需要新闻报道，敌机轰炸以后，民众也需要了解哪里有毁损，哪里有伤亡。这时的于纬文打足精神，一扫以往的颓废之态，他要以一个报人的方式，守护这座城市。

报社工作人员都已离开，两个女儿便成了他的助手，每日帮助记录广播消息，陪着他往返于家与印刷厂之间。晚间灯火管制时，于纬文就秉烛躲在报架下编写文章，即使敌机在头顶盘旋，远近传来山崩地裂的爆炸声，他也不为所动。

于纬文就这样一天天坚持着。每当看到《新中华报》被抢购一空，他便感到莫大的慰藉。

淞沪战役失利后，日寇逼近南京城。钓鱼台离中华门不远，这一带民宅大多住进了中国军人。于纬文家因挂着报社的牌子，被军队特意让过。于纬文便主动打开大门欢迎驻兵，声明家里家眷不多，报社员工已走空，可以容纳保卫首都的战士们驻防。

到了11月间，形势日益紧张。一位借住在于纬文家的连长劝告他，最好带着家眷到城外避一避。于纬文这才放下了几乎维持到最后一刻的《新中华报》，匆匆收拾一点衣物，雇了一条小船，打算到南边的乡下避难。

待逃出城外，才知道局势已十分危急，小船走到半途便被军队征用，连行李也遗失了一部分。兵荒马乱之际，幸有老乡用大木盆顺流将他们送到对岸，一家人才得脱离险境，躲过不久后降临的屠城之厄。

报人在贫病中离世

南京沦陷后，于纬文带着家人躲避在乡间，靠四处借钱度日。在这里，于纬文度过了五十岁生日，他感慨万分写下四首《五十感怀》诗，其中一首写道：

水村曲蠖待时清，儿女犹殷祝寿情。

华发频添应笑我，壮怀虚掷负平生。

瓣香好祝慈云护，杯酒难禁客泪倾。

无限江山无限感，不堪回首忆京尘。

半年之后，劫后余生的于纬文返回城内，发现钓鱼台的家已被洗劫一空，藏书和字画丧失殆尽。于纬文是名人，地方上一些人企图借他的名望，以安民为由，成立类似维持会那样的汉奸组织，他们可跟着分一杯羹。于纬文断然拒绝，痛斥这些无耻之徒“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他说：“我这辈子功过不足论，但气节二字一定是要保守的，要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岂能做贰臣！”

由于不愿随波逐流，于纬文一家陷入困苦之中，家徒四壁，常无隔宿之粮，连昔日亲友也不再登门。于纬文倒十分泰然，正好落得清静，可以闭门读书写作。他打算编一本《成语大辞典》，却因生活过于清苦，只完成一半就一病不起。

对于中国的抗战前景，于纬文始终抱有必胜信心。他在病中常念叨，等收复失土，报纸依旧可以恢复起来的。即使家中财物典卖殆尽，一架劫后余存的对开印报机仍一直保存着。可惜，他终于没能等到山河重光的那一天。

1940年4月19日（农历三月十二日），报人于纬文在贫病交加中离世，终年52岁。

陆 晖

校对 徐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