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宋朝题材的影视剧扎堆上播，“大宋文学天团”、仁宗与曹后的政治智慧，一度为大家津津乐道。但如果把目光聚焦在宋朝的对外关系上，会发现，这个王朝的确有些“内强外弱”，打仗屡战屡败。宋朝“重文轻武”成为学界共识。那么，“重文轻武”的“政策”是如何出炉的？它的弊端，赵氏王朝看不出来吗？又为何没有做出改变？

本期“史说”邀请到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两宋王朝史》和《宋代皇亲与政治》的作者张邦炜，为我们聊聊这个话题。

一

记者：张教授，“重文轻武”是宋朝建国后的国策吗？

张邦炜：五代重武轻文，是个“粗人以战斗取富贵”的时代。当时这类话语颇多：“安定国家在长枪大剑，安用毛锥”；“朝廷大事，莫共措大商量。”武人得意忘形，文士地位总体较低。

与此相反，宋朝重文轻武，“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统治集团形成了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格局。

宋朝“重文轻武”可谓老生常谈。前辈史家大多力主此说。蒋复璁、赵铁寒则将重文轻武称为赵宋王朝的国策。但其中疑问甚多，诸如“这一政策由何人提议，有无经过讨论，何时开始推行”等等。进入新世纪后，争论有增大的趋势。

据我所知，宋朝皇帝从未公开宣称“重文轻武”。史籍上是有“上（指宋太宗）欲兴文教，抑武事”这样的表述，但这句话并不是宋太宗说的，也非宰执大臣说的，而是出自宋代史家的观感。

南宋初，武将势力膨胀，进士出身的起居郎胡寅对此很是不满。他于建炎三年（1129）九月上书宋高宗：“右文左武者，有国不易之道。”史称，“疏入，（宰相）吕颐浩恶其切直，罢之。”“罢之”的理由是所谓“切直”，则表明“右文左武”即使是朝廷的国策也不应广而告之。

文武并用，至迟从西汉初年开始，便成为一种传统的治国方针。与此相抵触的重文轻武，显然是拿不上桌面的。就权谋方略来说，公开宣称重文轻武，有害无益，不利于文臣、武将“协和相与”。一言以蔽之，重文轻武不是赵宋王朝的明规矩，而是其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记者：有一种说法，这个“潜规则”从宋太祖时期就开始推行了。

张邦炜：这个问题，有很多学者研究。有学者是断言从宋太祖起便开始重文轻武了。但我认为这并不符合史实。

宋太祖重文，当属不刊之论。从言论上说，宋太祖号召“武臣尽读书”，许诺“宰相须用读书人”，表示“事业付之书生”，立誓“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从制度上说，他改革科举，废止公荐，推行复试、殿试，又提高进士授官品级，还任用文臣出任地方行政长官。诸如此类，都是明证。

但是，宋太祖轻武了吗？我们都知道“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宋太祖对武将的确有戒心。他既防范武将，又限制文臣，但就其内心深处而言，无疑认为文臣的威胁小于武将。在他看来，“措大眼孔小，赐与拾万贯，则塞破屋子矣。”宋太祖不甚担忧文臣贪腐，惟恐武将捣乱。他对节度使再三大谈其“为君难”，甚至说：“此处无人，尔辈要作官家者，可杀我而为之。”官家，即皇帝。显而易见，他最大心病在于武将策动兵变，以至黄袍加身。

会不会发生又一次“陈桥兵变”？宋朝会不会成为第六个短命王朝？太祖的确为此而焦虑得彻夜难眠。五代后期，策动兵变篡夺皇位的主要不是藩镇，而是禁军。宋太祖受禅后，后周文臣几乎实职一概不变，而禁军将领则更换频繁。最终太祖还是不放心，这才发生了“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将禁军的权力全数收回。

宋朝建国前是分裂割据的五代时期。造成那种局面的直接原因在于藩镇权力过大，朝廷指挥不灵。所以，宋朝建国后，宋太祖吸取了这方面的教训。

开宝二年七月，宋太祖在后苑举行宴会，对王彦超等五位节度使说，你们都是国家宿将，公务繁忙，这不符合朝廷的优贤之意。王彦超听了，马上心领神会，请求告老还乡，而武行德、郭从义等人还不知趣，竟大谈南征北战如何艰苦。宋太祖有点生气，说这都是哪辈子的事了，谈这个做什么。第二天就授予他们更高一级的虚衔，变相收回了兵权。

以上都是宋太祖防范武将抑制武将的一些做法。但同时，也要看到，北宋初年，战争还在进行，南面有吴越小国未曾投降，北面还有北汉等割据势力，出于现实需要，宋太祖也不可能过于抑制武将，他还需要武将替赵宋王朝南征北战。所以，在史籍中我们看到，宋太祖非常信任御边将领，经济上给予边将财赋支配权、商业贸易权、免征商税权，军事上给予边将不经请示自行处置权。

五代时期的统治者都是武将起家，宋太祖本人也是行伍出身。开宝八年二月，王嗣宗与陈识在殿试时争状元，太祖居然叫他们在金殿上用比武的方式决一胜负。结果，王嗣宗因比武得胜，从而夺得状元。这件事既表现了太祖的武人习气，也反映了当时的尚武风气。

再者，以现实状况而论，即便宋太祖想重文轻武，也没有那个条件，因为当时士大夫群体尚待培育。宋太祖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以变为现实。宋初宰相范质、王溥虽是五代进士，但不仅系前朝旧人，而且水平有限。宋太祖“叹宰相寡闻”，指的正是他们。翰林学士窦仪、陶糓学问优博，皆有才名。宋太祖有意拔擢窦仪，而窦仪并无拜相之心。陶糓上进心切，百般巴结。宋太祖受禅大典即将举行，“独未有周帝禅代制书”。正当为难之际，“陶糓出诸袖中，进曰：‘制书成矣。’遂用之。”殊不知马屁拍在马腿上，宋太祖厌恶“其为人倾险狠媚”，常说：“陶糓一双鬼眼”。宋太祖只能长期任用赵普为相。宋初学校未兴，科举未艾，赵宋王朝自身培育的人才尚在成长之中。南宋人叶梦得认为，这正是当时未能重文轻武的原因所在。

所以，宋太祖并没有“重文轻武”，而是文武并重。也正因是文武并重，才结束了五代重武轻文的旧格局，开启宋代重文轻武的新局面，以至走出五代乱世。

二

记者：这项“潜规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推行的？

张邦炜：宋太宗作为五代以来第一位非武将出身的皇帝，一登上皇位，便“欲兴文教，抑武事”。“重文轻武”格局的真正确立是在宋太宗时期。

宋太宗登基后，先是统一了南方，又消灭了北汉。但燕云地区还在契丹手里。宋太宗两次北伐，想攻取燕云。但两次都以失败告终。

尤其是第一次北伐，太宗股中两箭，乘驴车逃走，才幸免于难。在他失踪的那段时间，发生了军士拥立赵德昭做皇帝未遂的事件。这加大了宋太宗对武人的戒心。

北伐失败后，宋太宗厌恶谈论用兵事，他对近臣讲了一段名言：“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他把内患看得比外忧更可怕。在对外关系上，也以被动防御为主，终成渐渐积弱的局面。

宋太祖时期，前线作战的将帅有极大的自主权，能征善战的有十四将，但到了宋太宗时期，这十四名将帅全被撤换。相应的，这些将帅的自主权也被太宗收回。从此，将帅由皇帝直接支配，严加控制，甚至发生战争时，也要由太宗向将帅预授阵图，将帅必须照此行军布阵，几乎丧失了战争的指挥权。宋太宗对军事并不在行，他的部署很少有不失败的。但如果将帅敢于不按阵图行事，往往获胜。如太平兴国四年的宋辽满城之战就是实例。宋军起初按照阵图分布，八万人马分为八阵，首尾互不相顾，处于挨打态势。眼看是个必败之局，赵延进重新将军队分为两阵，两军对垒，辽军死者不可胜计，宋军在对辽作战中取得了一次难得的胜利。

宋朝掌握军政的枢密使（相当于军委）大多使用文臣，虽然偶有武将出任，也难免遭到猜疑。宋太宗初期，宿将曹彬曾任此职，但几年后就被免掉了。太宗还把一批文臣调到军队中任职，真正的武将往往要受文臣节制。另外，太宗还派宦官去军队监军甚至带兵。这都是抑制武人的举措。

从宋太宗以后，以文人任武职渐渐成为常态。

三

记者：“重文轻武”是不是宋朝对外作战屡战屡败的直接原因？

张邦炜：宋太宗压抑武将，对赵家王朝有利，篡夺皇位为目的的兵变不可能得逞。对社会也有好处，使分裂、动荡成为过去，内部统一、安定。可是，过分压抑武将又成为宋朝积弱不武的关键原因之一。

武将对于他们的无权地位极其不满，宿将曹翰愤然写下《退将诗》，在太宗面前大发牢骚：“曾因国难披金甲，耻为家贫卖宝刀。”其实，太宗对武将既压抑又宽纵，把宽纵作为对压抑的补偿。他对于武将私役士兵、克扣军饷等违法行为一般不予严加查处，对于败将通常也处分很轻。户部郎中张洎感叹：“呜呼，军政如此，孰救败亡！”

在重文轻武的气氛下，社会上有句流传很广的谚语：“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当兵在社会上被看做下贱职业，脸上手上刺着字的士兵备受歧视，士气难免低落。将帅无威严，不敢从严治军，结果军纪松弛、士兵骄惰。如岐沟关之战，士兵“万口传叫，嚣声沸动”，与乌合之众无异。而曹彬身为前线最高指挥官，不敢严加约束，“未闻赏一效用，戮一叛命”。太宗末年军队总数增加到六十六万六千人，军事力量反而削弱，对外作战败多胜少。

宋真宗恪守重文轻武这一先父遗制，他听政之暇，唯务观书，被当时人称赞为近代好文之主。宋真宗在位期间，文臣的地位继续提高，武将的地位越发下降。真宗为了奖赏武将曹利用，先赐进士出身，再除仆射，这种奖赏办法本身就是重科举的表现。曹利用虽已官至枢密副使，但进士出身的枢密使寇准不把他放在眼里，公开藐视道：“君一武夫耳，岂能解此国家大体耶！”

在这种政治空气下，重文轻武的观念深入人心，陈尧咨的母亲冯氏就很典型。陈尧咨是个状元，已官至知州，仅仅因为他平时喜欢练习武艺，便被母亲狠狠毒打。后来，真宗需要一个既擅长弓矢又仪表出众的官员去陪同辽朝使臣射箭，只有陈尧咨符合条件。真宗托近臣给他捎话，如果他愿意由文官换为武职并陪同辽朝使臣射箭，将封他为节度使。陈尧咨不敢自作主张，表示要请示母亲。谁知话刚说出口，又遭到一顿毒打，母亲骂他有损于书香门第声誉。可见，节度使虽是武职高官，但仍然受到人们鄙视。

记者：武将的地位在宋朝一直如此吗？

张邦炜：武将地位在南宋初年也有提高。那是因为金军大兵压境、局势相当危急，宋高宗认识到了重文轻武的弊端，不得不暂时放松对武将的防范，授予他们较大的权力。一是武将出任宣抚使。北宋一代，武将任宣抚使者仅狄青一人。南宋初年，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吴玠、岳飞、吴璘等六人相继出任这一地位高、权力大的职务。二是武将担任安抚使。安抚使在北宋时大多任用文臣，而南宋初年则兼用文臣、武将。如在建炎四年任命的建康、江州、浙西、鄂州四路安抚使中，建康吕颐浩、江州朱胜非为文臣，浙西刘光世、鄂州李允文为武将，文臣、武将各占一半。三是武将有权便宜行事。所谓便宜行事，即是遇到紧急情况，先采取措施，后上奏朝廷。

武将权势的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在宋金战争中多次取得大胜。但是武将又倚恃军事实力，“渐成跋扈”，“轻视朝廷”。从而激化了武将与文臣、与皇权间的矛盾。建炎四年八月，金军围攻楚州，危在旦夕。朝廷派张俊出兵，张俊不听，宋高宗亲自命令刘光世增援，刘光世拒不前往，结果楚州失陷。这深深刺激了宋高宗，他终于步太祖后尘，将刘光世、张俊、韩世忠、岳飞的兵权都收了回去。

在与金战争中，岳飞破拐子马和铁浮屠等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但岳飞是主战派，政见与高宗、秦桧相左，他有三件事让高宗怀疑他不忠，一是母亲病故，没有得到批准便离开军队去办理丧事并守孝；二是在皇太子的设立问题上多有置喙；三是交结宗室。这都让高宗起了猜忌之心。岳飞最终被迫害致死。说到底这是重文轻武的恶果。

宋高宗收兵权后，武将的地位尽管仍然高于北宋，但南宋政权最终恢复了重文轻武的格局。可是南宋对金作战的军事实力也受到影响，难怪有人指责高宗：“自坏汝万里长城！”此后，直到元兵南下灭宋，这种格局一直未变。可以说，南宋之亡，“重文轻武”是个重要原因。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校对 徐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