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人民日报报道，“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北京时间5月22日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本文原发《名人传记》，作者陈启文，经授权转载。

战乱流离的少年时代

袁隆平对战争的记忆始于1938年，元旦刚过，正在教室上课的他就听见了飞机的轰鸣声和爆炸声。那是1月4日，日机对武汉发起了首轮空袭，江城狼烟四起，飞机带着尖啸向人群俯冲……接下来的日子，日机的轰炸越来越频繁，制造的灾难也越来越惨烈。那段时间，在平汉铁路供职的父亲袁兴烈总是早出晚归，每次回家都像刚从战场上归来一样，脸如焦炭，一双深陷的眼睛干涩发红。他也是后来才知道，父亲每天都在铁路上奔忙于为抗战运送军火和战略物资。

当武汉会战进入七八月份，作为华中重镇，这座城已到了沦陷边缘。政府开始提前疏散转移难民，袁兴烈又带着一家人在难民潮的裹挟下踏上了逃亡之旅。

无论怎样颠沛流离，父母亲都没有耽误孩子们上学念书。其间，袁隆平在小学和初中也转了好几次学。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1946年暑假期间，初中毕业的袁隆平随博学中学迁回汉口。他的学生时代是在汉口开始的，高中学业也将在汉口开始。

由于忙于内战，国民党政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几乎无暇顾及教育，胡儒珍校长也只得把重庆办校的战时经验照搬到汉口，将一个偏僻的、毛荒草乱的足球场开辟出来，连同周边的空地共七十亩，分为若干块，一部分由后勤职员耕种管理，其余被划分到各班级，作为学生从事劳作练习的基地。袁隆平也因此在那一小片试验田提前获得了农学实践的机会。

1947年底，袁隆平的父亲被调到南京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为了一家人能够团聚，袁隆平在1948年2月底转学到了南京。

事实上，袁隆平没能按部就班地念完高中，就在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匆促结束了学业。他的中学时代结束了。他和大哥隆津坐着南京解放前夕的最后一趟列车离开了南京，袁家又举家迁往了重庆。

把学农作为“第一志愿”

袁隆平要报考大学。他父亲觉得学理工、学医前途应该会很好，但他想学农，最终把学农作为自己报考大学的“第一志愿”。

袁隆平选择学农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汉口扶轮小学读一年级时，曾参观过一个资本家的园艺场，给他留下了太美好的印象，“我之所以选择学农，其实缘于从小产生的志趣……随着年龄的增长，愿望更加强烈，学农变成了我的人生志向。母亲也不赞成我学农，她说学农很辛苦……我说我以后办了园艺场，种果树、种花卉，那也有田园乐！我还跟她争辩农业的重要性，说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没有农民种田，就不能生存……”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学农还有一个好处，它的数学少，只要搞方差分析，只是统计方面的一点数学，其他没有。那时没有计算器，都用笔算或是算盘打，讨厌死了，都是些数字。”而数学一度是他最伤脑筋的学科。

袁隆平就这样单纯地做出了他未来一生的抉择，“父母最终是尊重我的选择的，我如愿以偿地进了私立相辉学院的农艺系”。

1949年9月上旬，刚刚度过19岁生日的袁隆平，背着行囊走进了位于重庆北碚的相辉学院。相辉学院与复旦大学渊源很深，1939年复旦大学从上海迁至重庆，在夏坝创办了战时校园。1946年6月，复旦大学迁回上海后，复旦同学会为纪念复旦创始人马相伯和老校长李登辉（1872-1947，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从两人名字中各取一字，命名为“相辉学院”。在抗战艰难时期，复旦人能在短短几年内建成这样一座大学，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注定选择大地

袁隆平在相辉学院的第一年攻读的是农艺系。1950年11月，相辉学院农艺系及其专修科与四川省教育学院、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等十所综合性大学中的农学相关专业被整合为西南农学院。他接下来的三年在西南农学院攻读农学系，但主修专业一直是遗传育种学。

袁隆平的大学同学陈德玖说：“大学时的袁隆平像个大孩子一样，喜欢打球、游泳，学习成绩不拔尖，但是很聪明！”说起来，袁隆平还差一点儿当上国家游泳队的专业运动员。他自幼便开始学习游泳，游泳也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爱好。他“浪里白条”的绰号，从小学被带到中学又被带入大学。

1952年，西南地区举办了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袁隆平在川东区的游泳选拔赛中一路领先，要去成都参加西南地区的大赛。在这次比赛里取得好成绩，就有可能进入国家队，代表国家参加国际比赛！大赛在即，他还是一身轻松，毫无压力。成都的小吃既丰富又美味，他看见了哪样都想尝尝，结果，“我吃多了，肚子吃坏了，影响了比赛的发挥”。比赛那天，进入决赛后的他在最后五十米的冲刺阶段，因吃坏了的肚子一阵阵发作，拼尽了余力也没游上去，眼看着原本在他身后的选手一个接一个地超过了他。就这样，袁隆平与国家游泳队的专业运动员机会失之交臂。多年后他忆及此，仍会叹息：“唉，最后搞了个第四名，前三名都进了国家队，我被淘汰了……”

而让他遗憾的还有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也擦肩而过。抗美援朝期间，国家决定在全国高校中选拔一批飞行员，仅西南农学院就有八百多名适龄大学生踊跃报名。遴选极为严格，袁隆平一路过关斩将，一直闯过了体检的最后一关。过了体检关，也过了政审关。可最后接到通知说大学生一律退回，因为当时大学生很少，只收高中生，所以袁隆平也没当成飞行员。

他本有机会可以选择碧水和蓝天，然而他注定只能选择大地。当时的第一志愿，也注定了将是他永远的第一志愿。

开始探索之路

1953年7月，袁隆平的四年大学生活即将结束。他在分配志愿表上，填上了“愿意到长江流域工作”。然而这个空间太大了，结果，他被分到了湘西雪峰山脚下的安江农校任教。他在此执教十八年，调到长沙后，这里仍然是他的重要科研基地，他们一家人在这里生活的时间长达三十七年。

当时，安江农校的科研设备还相当落后，一台显微镜成了袁隆平的第三只眼睛。除了备课、上课，他几乎一天到晚趴在显微镜上，长时间观察细胞壁、细胞质和细胞核的微观构造，时常观察到深夜2点，才揉着红肿发胀的眼睛走出实验室。

在袁隆平大学毕业的第三个年头，共和国历史上迎来了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天，那也是一个科学的春天。周恩来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这让原本有些迷茫的袁隆平跃跃欲试——“希望能搞一个什么新的品种，一种高产的新作物”。

其实，此时的袁隆平就像一只“迷途的羔羊”，甚至难以分辨科学与伪科学，他不执迷于恩师管相桓所坚信的基于基因的遗传学理论，也不过度迷信和崇拜当时在中国信奉和盛行的“苏联米丘林、李森科的一套”。这让他陷入了无所适从的茫然与犹疑之间，到底谁才是伪科学，他还无法判断，但有一种方式可以做出判断，就是通过实验得到实证。

至此，袁隆平才真正开始了他的探索之路。他先从嫁接红薯开始，尝试各种试验，本着“中国人要把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一步步摸索着前进。从一个年轻的农学老师，跟随共和国的脚步，成长为今日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他的梦想一个个渐次开花结果，如同我们的共和国一般日渐昌盛、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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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隆平是怎么研制出杂交水稻的？

共和国诞生之初，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就预言：同历届中国政府一样，共产党政权也将因无力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垮台。70年过去，艾奇逊的预言没有实现。中国不但成功地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而且为全人类解决粮食问题带来了福音。近25年来，世界主要农产品增长份额有20%以上来自中国。这其中，最大的贡献来自被称为“东方魔稻”的杂交水稻。以袁隆平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所创造的这份科技成果，被视为中国继四大发明之后的第五大发明。

1962年，袁隆平申请了安江农校门口西侧的一块早稻试验田，每天课后都要去遛上一圈，观察那些他亲手栽下、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禾苗。

袁隆平在这块实验田中发现了一株“鹤立鸡群”的稻株，植株高大，穗大粒多，一蔸稻秧分出10余穗，每穗有壮谷一百六七十粒。袁隆平与中国杂交水稻的故事就是从这株稻子开始的。在那个年代，袁隆平遭遇两次毁苗、毁秧的打击，数年的杂交成果几乎丧失殆尽。

1968年的冬季，袁隆平一行三人第一次来到了海南岛最南端的三亚。水稻的生长期是100天左右。在湖南，一年只能种一到两季。到了海南岛，则可以在冬天多繁殖出一代稻子。

南繁是艰辛的。海南岛丰富的天然基因库也给各种作物的南繁提供了独特条件。大自然就给杂交水稻准备了一份特殊而珍贵的礼物。这份礼物，就是“野败”。由于“野败”的发现，杂交水稻研究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袁隆平的助理李必湖解释：“‘野稗’是一种稻田中常有的杂草；而‘野败’，则是一种野生稻，全称叫野生雄性败育稻。”

在“野败”之前，袁隆平师生三人已经进行了6年的水稻雄性不育性研究。6年来，他们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的水稻，与最初找到的不育株及其后代进行了3000多次的测定和回交实验。实验最好的结果是后代产生了70%的雄性不育株率，但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能使后代保持100%不育株率的理想组合。“野败”的出现，让袁隆平的理想得以实现。时至今日，杂交水稻的品种已经数不胜数，但每个品种的植株里，都蕴含着这株“野败”的基因。

多年来，袁隆平带领团队开展超级杂交稻攻关，分别于2000年、2004年、2011年、2014年实现了大面积示范每公顷10.5吨、12吨、13.5吨、15吨的目标。最新育成的第三代杂交稻叁优一号，2020年作双季晚稻种植平均亩产达911.7公斤，加上第二代杂交早稻亩产619.06公斤，全年亩产达1530.76公斤，实现了亩产稻谷3000斤的攻关目标。

董少东 （据《北京日报》）

校对 苏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