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南京。一场关于“跨越与抵达”的文学对话，在“汉学家走读江苏”活动开幕式之后正式开启。十位来自不同国家的汉学家和翻译家，与二十余位中国作家、评论家齐聚一堂。上午，他们探讨“跨越与抵达”的永恒命题；下午共同分享“汉学家眼中的当代中国文学”。

两场文学沙龙，数十个故事，无数个细节，拼接出一幅关于中国文学“走出去”与“走进去”的真实场景。

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

“文学从来不是孤立的创作，它是跨越地域，跨越时空的对话，是不同经验相互的发现，发明和发掘和成就。”李洱在“汉学家走读江苏”活动开幕式致辞中说。

如果没有翻译，这一代中国作家的写作会是另一番景象。

南京作家朱辉回忆起第一次阅读西方小说时的震撼：“心里冒出一句话，‘原来这样写也是可以的，原来这样干也可以吗？’”从但丁的《神曲》到《木偶奇遇记》，从薄伽丘的《十日谈》到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意大利文学深刻地滋养了包括他在内的中国作家的叙事自觉。

作家张楚对帕慕克十分着迷，《我的名字叫红》《纯真博物馆》《雪》等等系列作品，他都读过，但他最喜欢《伊斯坦布尔》，那部书里“呼愁”概念让他万分感慨。“那不是个人的孤独，而是一座城市整体性的忧愁，是废墟美学。”

茅奖得主乔叶特别喜欢李健吾翻译的《包法利夫人》；茅奖获得者李洱说，最近两年他感觉到中国作家对于不同国家的文学了解，很多中国作家对于法国当代文学了解不亚于法兰西院士。

然而，当视线转向海外，中国文学在世界市场的处境却复杂得多。

意大利是中国文学在欧洲的一个缩影。汉学家丽雅提供了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在意大利出版市场上，中国文学的翻译比例不到1%。”这意味着意大利读者能读到的中国文学作品是经过高度筛选的——大出版社倾向于选择莫言、余华等已经成名的作家，而中小出版社虽然更愿意接纳中国提案，却力量有限。更糟糕的是，许多作品并非从中文直接翻译，而是通过英语中转，“这样容易丢失原文的韵味”。

汉学家韩斌披露了一组数据，她披露了一份详尽的调查。过去12个月里，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出版的，既有贾平凹的《古炉》、麦家的《人生海海》等长篇小说，也有短篇小说集、诗歌集、非虚构、自传，从经典名著到儿童小说、网络小说、科幻小说，类型日益丰富。她特别提到了江苏作家：毕飞宇的《文学课》由她本人翻译成英文后“受到读者热烈欢迎”；鲁敏的《六人晚餐》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英语世界收获好评。据她了解，乌克兰过去四年直接从中文翻译的作品数量大幅增长，连《庄子》这样的经典也有了直接译本。

韩国汉学家金泰成直言：“中国当代文学全世界翻译最多的可能是韩国。现在去首尔最大的书店，当场能买到的有关中国的书超过1000本。”

土耳其翻译家吉来报出一串惊人的数字：他翻译的《孙子兵法》已加印31次，卖出40多万册；《鬼谷子》加印第11次；《穆斯林的葬礼》加印第2次；《猫城记》加印第8次。而最让他骄傲的，是耗费八年时间翻译的《红楼梦》——土耳其语版销量达数万册。吉来坦言：“《红楼梦》是全人类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一本书。我希望这辈子能把中国的四大名著全部翻译成土耳其文。”与此同时，莫言、余华、刘震云等当代作家在土耳其同样受欢迎，一些作品甚至成为畅销书。

土耳其的这一现象是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的一个缩影。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并非始于今日。早在古代，以《诗经》《论语》《道德经》为代表的中华典籍影响波及汉文化圈，通过丝绸之路传向西方。16世纪后，欧洲传教士将《论语》《道德经》等译成拉丁文，启蒙运动思想家从中汲取东方智慧。19世纪，四大名著等中国古典小说陆续有了西文译本，《红楼梦》的片段被译介到英语世界。进入20世纪，鲁迅、老舍、沈从文等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开始被海外关注，但整体上仍处于零散状态。

新世纪以来，随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刘慈欣《三体》在全球热销，中国文学的国际能见度大幅提升，但长期以来，海外翻译中国文学的重心集中在古典文本和莫言、余华、阎连科等老一代成名作家身上。

但是，在此次“汉学家走读江苏”的文化沙龙中，瑞典翻译家陈安娜透露，瑞典每年出版8到10部中国作品，过去以阎连科、残雪、刘慈欣为主，现在一些大型出版社开始主动联系她，请她推荐中国年轻作家的作品。

数据虽有起伏，但趋势清晰。正如韩斌所说：“过去12个月的数据表明，中国文学无论是古典还是现代，在世界范围内都占据着稳固且不断扩大的位置。”

什么样的作品才能被选中翻译

将中西文学送往对方世界的，是翻译家。

在德语和瑞典语中，“翻译”一词的本义就是“跨越并抵达”。汉学家史艾米阐释道：“翻译不仅指语言的转换，它首先是一种跨越——跨越语言的边界、世界的距离、不同的文化。”

然而，这条跨越之路从不平坦。意大利汉学家艾丽分享了一个生动的课堂经历：她让学生对比两个《边城》意大利译本，一名女生举手说：“第一本就像一份草稿，没感情没色彩；第二本才真正有诗意，打动人心。”艾丽说：“如果翻译得不好，读者无法与作品共情。”

中国文化饱受儒家文化影响，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哪怕只是简单的将亲属关系表述清楚，对外国人而言，也可能是不小的障碍。匈牙利汉学家艾丽卡举例说，中文里的祖父、外祖父、舅舅、表舅、堂舅，在匈牙利语中无法精确区分。更难以翻越的高山是，中文讲究“留白”，“中国人不习惯把话说透，而是说话留三分。中国作家认为，许多没有说出口的话和说出口的话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译者的责任很大，我们要听出作品里的沉默，帮助读者理解背后的文化。”

对翻译，作家乔叶独到的理解，她说：“有个葡萄牙作家说，翻译像翻山越岭送一碗水。这个水到达喝水人手里的时候，水可能洒出来，但没关系，多少还有——只是成分变了。”她以自己的作品为例：小说《宝水》被翻译到法国后，有读者问她：“你为什么形容村支书吵架的时候用‘大珠小珠落玉盘’这样雅致的诗句？”乔叶想解释这叫“反差萌”，但又觉得这个词更难翻译。

而另一个人们更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作品才能被选中翻译？

瑞典翻译家史艾米表示，“文学理论家提出，进入世界文学的作品往往具有一种‘混合性’——一方面使用国际叙事形式，另一方面保有本土元素。那些既有地方特色、又能够被外部世界理解的作品，往往更容易完成跨越。”但她也提醒，这种筛选并不中立：“在经典的世界文学体系中，英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很多作品必须要被翻译成英语才能进一步传播到其他语言当中。”

从“被看见”到“被接受”

中国文学“走出去”已有诸多成果，但翻译成外文的作品，有多少真正“走进”了外国读者的内心？

英国汉学家韩斌说，衡量成功的标准，“不只在于获得什么文学奖，而在于读者从中获得了欣赏”。她分享了两条真实的读者评价：一位读者在读完一部东北短篇小说后写道，“我非常欣赏这部作品，首先是因为它深刻洞察了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的生活，其次是因为它像所有伟大的小说一样，对于人类情绪有着朴实的洞察”；另一位读者评价一部中国科幻小说时说，“这个小说是真正独特的作品，这绝对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自发翻译的力量，往往比任何市场策划都更有穿透力。

作家韩东分享了几个让他深深感动的故事。一个是关于《扎根》的翻译。一位翻译家读到中文版后很喜欢，在没有任何出版社邀约的情况下自行翻译，然后向十几家出版社投稿，最终被夏威夷大学出版社接受。“这个行为纯粹是因为他热爱我写的东西，觉得这里有价值。”韩东说。

第二个是关于苏菲。她读了韩东的中篇《致煎饼夫妇》后深受感动，选择以此做博士论文，到上海生活数年，一边写论文一边翻译小说。“书怎么出版她也不清楚。”

具体而微的文学细节，往往最能跨越文化的藩篱。墨西哥翻译家莉亚娜在翻译江苏年轻作家的小说集《声音与面孔》时，和学生们一起工作。在故事《小陶然》里，一个丧妻的男人在冬日清晨走进小店，听着寺庙钟声，用筷子一颗一颗数盘子里的花生——“这种重复执拗、几乎失语的行为，让一种生存的情感被悄然显现。”莉亚娜说：“文学最朴素的跨越，就是从个体的孤独跨越到人与人之间真实的连接。”

匈牙利汉学家艾丽卡翻译的《声音与面孔》收录了八位80后、90后作家的短篇小说，“八种新鲜不同的声音，从多个角度揭示了当今中国多元的现实”。她特别提到周于旸的《鹦鹉螺纹》——“翻译时确实很受冲击，许多形象在我的大脑里挥之不去。”曹蔻《龙》里的德贵、鲁敏《此情无法投递》里的斯佳，“他们会和孙悟空、阿Q、骆驼祥子、末代皇帝一样，储存在匈牙利读者的文学记忆当中。”

这些事例，让人们看到，中国文学不光“走向”了世界，还“走进”了世界，它不只是经历了出版这个环节，而是进入了流通、阅读、运转的系统当中去。

跨越让我们相遇，抵达让我们理解。从“走出去”走向“走进去”，从“被看见”走向“被理解”。正如一位与会者所说：文学的抵达，从来不是单向的输出，而是无数摆渡人用热爱与专业铺就的双向通途。而每一次跨越，哪怕只是让一碗水翻过山岭，哪怕碗中的水已不再是原来的成分，但那份渴望理解彼此的心意，从未改变。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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