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多家外媒报道，3月14日德国著名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去世，终年96岁，这一消息得到了哈贝马斯家属的确认，德国苏尔坎普出版社消息称哈贝马斯在德国慕尼黑附近的施塔恩贝格去世。

哈贝马斯生于1929年6月18日，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核心人物，也是二战后最为重要、拥有最广泛读者面的社会理论家之一。他几乎所有的重要著述都有中文译本，凡谈公共场域文化研究，必谈哈贝马斯，他的学术涉猎范围之广令人惊叹。

哈贝马斯出生于杜塞尔多夫，父母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由于患有唇腭裂，青少年时期的哈贝马斯接受过多次手术矫正，但说话依然有些口吃，这让他体会了被排斥的感受，也因此意识到人类的脆弱和对彼此的依赖，致使他日后格外在意语言交流这一“媒介”的作用。在哈贝马斯出生时，德国还在纳粹政权的笼罩之下，十六岁时，哈贝马斯和几乎所有德国的同龄青少年一样，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战后他看了纳粹屠犹的纪录片，经历了纽伦堡审判，看清了纳粹当权期间德国民众在道义上的集体沦丧，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初步的政治观点。青年时期的哈贝马斯曾在哥廷根大学、苏黎士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过哲学。他曾一度着迷于马丁·海德格尔（德国哲学家，第一位提出“存在主义”的哲学家），但不久后因海德格尔拒绝承认纳粹的历史问题而失望幻灭，年仅24岁的大学生哈贝马斯在报纸撰文，向当时德国最富盛名的在世哲学家海德格尔发起批评，在哈贝马斯2014年传记的作者斯蒂芬·穆勒·多姆看来，这一事件标志着哈贝马斯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这场争论让哈贝马斯正式登上了“公共领域”的舞台，也开启了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积极介入社会议题的一生。

1954年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哈贝马斯转向研究赫伯特·马尔库塞（德国哲学家，以激烈批判资本主义社会闻名，被誉为学生运动精神之父）和早年卡尔·马克思（德国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的作品，并成为了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社会批判理论奠基者）的助手，从阿多诺身上，哈贝马斯学习到了如何批判地认同自己祖国的传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使他“以自我批判的精神、怀疑主义的态度、被欺骗过的人的清醒的头脑去继承德国的传统”。在这一阶段，哈贝马斯的文章、著作颇为激进，对马克思有更多的认同，这使他受到法兰克福研究院院长霍克海默（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的排挤。1958年，哈贝马斯离开法兰克福去了马堡大学，并在1961年取得任教资格，后来成为了海德堡大学的哲学教授，1964年哈贝马斯回到了法兰克福大学担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从法兰克福大学退休后，哈贝马斯一如既往的高度关注政治和文化，发表了不少政治评论文章。

哈贝马斯在青年时期就已在哲学界崭露头角，1962年他出版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引起学界广泛关注，该书通过历史社会学的思维，提出并回答了一个基本问题“以宪法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实践，它的社会土壤和历史动力究竟何在？”，同时还对宪法文本和具体条款背后的历史秩序、社会背景、制度框架和实践动力进行了研究，这一研究为后世理解媒体、民主与公共生活的关系提供了经典范式。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指就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通俗讲，它是一个介于国家（State）和社会（Society）之间的公共空间。本书在德国和其他国家重版多次，并在译介到英语学界后对政治学、媒体研究、修辞学等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也广泛地被研究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历史学家推崇。哈贝马斯凭借本书而跻身20世纪最重要哲学家之列。

1981年哈贝马斯出版的《交往行为理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交往理性”概念，该理论将社会行为分为四类：目的性行为（追求工具理性）、规范调节行为、戏剧行为和交往行为（以语言理解为目标）。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危机源于经济系统（权力与金钱）对生活世界的侵蚀，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异化。他提出通过满足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和可理解性四项有效性要求的“理想言谈情境”，重建主体间的平等对话，以恢复社会的合法性基础。这一理论对民主理论、伦理学和传播学有深远影响。哈贝马斯的政治理念处于极左和极右之间，在清华大学政治哲学教授任剑涛看来，哈贝马斯的这些理论尽管不太受两边欢迎，却促进了战后德国民主宪政制度的建立，因而具有实践价值：“他的指引意义在于通过不温不火的实践理性引导一个国家走在稳健的现代民主制度上。他的民主理念对转型国家的影响非常之大。”

法兰克福学派向来有毫不妥协的批判传统，思想渊源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此外还有卢卡奇的工具理性批判、韦伯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以及德国的古典哲学传统等。核心人物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常被视作是资本主义的激烈批判者和颠覆者，哈贝马斯则更多被评价为资本主义的温和派与反思派，他改良了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激进主义立场和悲观主义态度，把辩证法理论和实证主义哲学、语言学等结合起来，实现了批判理论的“语言学转向”。哈贝马斯继承了阿多诺等人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主张用交往理论来取代工具理性，从而重建理性在人类生活世界中的基础性地位。从霍克海默到哈贝马斯，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始终保持了对不健全社会的指证和批评，保有德国传统的系统理论和思考习性，学派成员尽管观点各有不同，但共同关注现代性危机，对工具理性、大众文化等现象提出深刻批判。

2001年4月，哈贝马斯到访中国，在北京日坛公园，围绕在他身边的人有“中国摇滚之父”崔健、电影导演姜文、作家徐星、哲学家周国平和媒体记者们，彼时的中国学界希望能够从哈贝马斯这儿听到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道路问题、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与文化，以及知识分子在公共社会能够扮演什么角色等问题的论述。哈贝马斯的这次访华，被认为是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寻找试验田。哈贝马斯在北京、上海的演讲报告后来集结成《哈贝马斯在华讲演集》出版。

令人感慨的是，哈贝马斯的写作与研究持续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2022年他出版了《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重新检讨自己60年前的经典理论，这本书在2025年1月由中信出版推出中文译本。哈贝马斯经历了近一个世纪来社会科技、传播媒体爆炸式发展变化的岁月，晚年他关注到了数字媒体兴起对公共领域的巨大冲击和变化，在《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的代译后记中，译者蓝江指出对于数字媒体的兴起，哈贝马斯首先感到困惑的是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负责任”的守门人机制的消失，守门人机制在传统的大众媒体中将绝大多数不适合出现在公共领域的话语和行为挡在了媒体传播机制之外，也让公共领域的商谈和协商具有形式上的规范性和合法性。在面对数字媒介，尤其是自媒体和流媒体带来的混乱时，今天的哈贝马斯只能感到：“在一定程度上，数字基础设施也会实现这一目标，但前提是要有相应的监管，而目前还缺乏这种监管。”蓝江认为，哈贝马斯没有意识到的是，他所批判的民粹主义现象，实际上恰恰是他所坚持的公共领域衰落的另一个结果造成的。

从70年代起，随着霍克海默、波洛克、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等相继去世，法兰克福学派内部理论分歧不断加深。哈贝马斯的去世不仅标志着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核心人物的谢幕，也是战后德国哲学一个时代的落幕，他思辨与介入的一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将继续照亮后来思考者的道路。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沈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