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杨玺画画之余秦腔唱得特别好。他唱的《下河东》（三十六哭）居然让我失眠。那声音从喉咙深处摩擦出来，像钝刀在磨石上反复地、吃力地刮，甚至带着血丝和铁锈味。不追求圆润，刻意地保留那沙哑的裂痕，因为那裂痕就是历史——是干渴的河床，是征衣上的寒霜，是喊哑了嗓子还要喊下去的决绝。

秦腔的底色是苍凉，就像陕甘一带的黄土地。世世代代的黄土地上见过太多的生离死别、王朝更迭。以至它的悲怆都带着一种阅尽千帆的深刻，一种把个人悲哀放在历史天平上称量后的浑厚。它哭，能哭得山河变色；它恨，也恨得天地无言。

据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听秦腔了。听什么呢？听西洋乐。殊不知西洋乐里也有秦腔的兄弟，我让AI帮忙查找，在20世纪的音乐史上，确有一位作曲家，以独特的音乐语言，抵达了与秦腔相似的生命境界。这位音乐家的名字叫贝拉·巴托克，匈牙利音乐家。马上找来听，还真是一下子被吸引住了。那被震撼的感觉与听杨玺的《下河东》异曲同工，欲罢不能。开场的几个和弦，蛮横、干燥、毫不妥协地砸下来。不是弹，是“砸”。声音的边缘带着石头的棱角，回声短促，像是一拳砸开了干裂的黄土地，扬起一股股尘土。

这一声像极了西安城墙根下那声枣木梆子。演出前，老艺人用那块油亮的枣木在条凳上“梆、梆”敲两下，不是为了定音，是清场。要把茶楼的絮语、街市的嘈杂，乃至听众心中不净的念头，统统震开。告诉大家：接下去的不是娱乐，是生存本身沉重的故事。

巴托克的曲子《钢琴奏鸣曲·SZ·80》一开头就像那记现代“枣木梆子”，他用力砸下的和弦，清空了沙龙里的优雅和甜腻。让你能感到东欧农民舞蹈时皮靴跺地的震动，是大地上某种荒蛮的、甚至有些狰狞的面容。越往下，越像秦腔。

《下河东》“困营”一段与巴托克好像在共鸣，不，是巴托克找到了知音，慢板的乐章，持续的低音，如泣如诉。它在盘旋，在嘶鸣，它用钢琴这种最理性的乐器，发出“最不钢琴”的、近乎人声呜咽的嗓音，谁都能听出这是苦难的声音。秦腔用人嗓和板胡的微分音表达生命的苦涩，巴托克用钢琴尖锐的二度碰撞与不协和音块，表达一个古老族群在生活碾压下的阵痛和乡愁。再听节奏。秦腔的锣鼓经，特别是武场，有一种暴烈的驱动性。“喝喊一声绑帐外”一句出口前，那密集的锣鼓哪像伴奏，是在催逼，催逼着英雄走向命定的结局，没有回旋余地。

巴托克深谙此道，他的许多乐章，节奏复杂。像心跳的“期外收缩”和时而的“停跳”。丝毫没有圆舞曲的优雅，那是狂烈的，非理性的律动。钢琴曲这种高级的键盘乐，竟成了他的打击乐，是那样粗犷和不讲情面。

然而，巴托克和秦腔最深的连接在悲怆的底色上。巴托克之悲，是一个音乐家面对消逝的田园牧歌时，冷静记录下的“挽歌”。巴托克深切地看到工业文明下，土地被“现代”吞噬的无奈。他的音乐既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冷峻旁观，也是炽热的参与。这种复杂气质赋予苍凉一种理性的深度，与秦腔古典的、感性的厚度，遥相呼应。

一曲终了。

巴托克最后一个和弦消散在空气里，像一声深长的叹息被吸入厚重的丝绒帷幕。

而《下河东》更加震撼：“望长安，不由人，泪洒胸怀”，直接撼天动地地吼了一声“天——哪！”

巴托克与秦腔演员从未谋面，却在精神的等高线上，完成了隔空的击掌。一个用钢琴的钢铁之躯，去重塑土地的魂魄；一个用血肉嗓音吼出千年黄土的集体记忆。他们都用最直接最粗粝的方式去言说人类生存的艰辛与尊严。

作者：程大利

来源：扬子晚报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