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任道斌(1946.1──)，原籍安徽滁县，浙江杭州人。中国美术史与文化史研究学者、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史论系、国画系博士生导师，原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国际水墨交流协会常务理事。著名美术史论家。精鉴定兼工书画，著有《中国绘画史》、《中国水墨画》、《董其昌系年》等，曾应邀赴美国、日本、台湾、德国讲学与鉴定中国古文物。

    艺术家任道斌不仅是一位成绩卓越的国画家，同时也是一位知名的史论家和鉴定家。由于家族的历史情结，他从小就喜欢历史和收藏。下面就来听听他如何讲述自己的收藏体验。

    从研究历史到喜欢收藏

    您的收藏经历始于何时，有哪些故事，可以简单讲讲吗？

    任道斌：过去一般有条件的家庭都有收藏情结，因此从我祖父开始家族就有收藏书画的爱好。虽说祖辈的收藏，历经战乱和社会变迁，到了我这一代已所剩无几，但影响仍在。从小就谨记祖父教诲，传下来的东西绝不能随便卖掉。到了文革后期，由于基础建设而出土了一批文物，由此一些小的陶瓷古玩很快流通到市场上，且卖得很便宜，自己也喜欢，从那时起便开始买些陶罐、瓷器和杂件回家把玩。不过，那时候的收藏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是觉得好玩。历史是我比较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尤其是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历史后，时常到全国各地出差，这也为收集古物创造了条件。之后在社科院研究美术史，经常到故宫博物院去看古代字画包括一些工艺品，慢慢地对这方面就更加感兴趣了。

    您的收藏特色在哪里？

    任道斌：收藏主要是自己喜欢，有兴趣，同时又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比如砚台，它是文房四宝之一，一般人对它少有兴趣。然而，在我看来砚台更有价值，它们和文人息息相关，数量正在慢慢减少。实际上，现今的一些好砚已身价十几万，很名贵了。早十几年以前，砚台最贵也就一两万。

    您什么时候开始收集砚台？

    任道斌：以前家里就藏有一些好砚，我个人在“文革”中期开始收集。当时，这些东西根本没人要，“文革”后期开放古董买卖后，经常会有一大叠砚台堆在那里，无人问津。字画我买不起，但砚台大都十块、二十块钱一方，还能承受。

    您为什么会对砚台情有独钟呢？

    任道斌：写书法，需要用到砚台。好的砚台用起来舒服，久了，就对砚台有了特殊的感情。

    和一夜暴富的收藏人士不同，您在鉴定方面有着深厚的造诣。您能否谈谈，您的专业知识在收藏中起到了那些作用？

    任道斌：专业知识对收藏来说非常有用。具备一定的专业修养，相对说来就不太容易上当。相对说来，我更会注重东西的历史感和沧桑感。另外，利用专业知识可以判断出工艺的优劣。专业知识包括历史知识、艺术知识，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对自身的收藏，以及帮朋友做收藏顾问，都会起到重要作用。

    收藏一定要有专攻

    对于初涉收藏的人有什么建议？

    任道斌：首先要根据自己的兴趣，不要盲从；第二，涉及面要专、要小，不要泛泛，最好专攻一门，总之要从一而专。这样才有利于深入挖掘知识内涵，容易发现好东西，也容易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准。

    您觉得过去的大收藏家在心态上和现代人有哪些不同？

    任道斌：很重要的一点，历代的大收藏家，收藏多是一种喜好。他们了解古物的价值，觉得若不收集、珍藏起来很是惋惜。为此很多人不惜典当家产从事收藏，为的只是爱好。比如郑振铎、张伯驹等有识之士，为抗日战争时期文物流落日本而痛心，并立志不惜价钱也要买回来。相对说来，他们都是有文化的人，谙熟历史、文采卓越、富于思辨，且家世显赫、颇有实力，愿意花很多钱从事收藏。他们对于收藏，一方面眼光很高，另一方面确实从心底里珍爱。

    国外收藏体制比较健全

    国内和国外的收藏机构有什么不同？

    任道斌：国外的收藏机构大致说来有几种，一是公立的博物馆收藏，二是私立财团的收藏，再有就是私人收藏。他们的机构收藏体制相对比较健全，私人收藏往往比较专门化。尤其是美国的制度就比较完善，如捐了藏品可以抵税，博物馆会将捐赠者的名字刻在铜牌上等等。这样做，能提高展览的利用率，对公众也有积极的意义。当然，现在国内也渐有这样的风气，上博就时常会接受一些捐赠。但在国内捐赠之后，露面的机会不是很多，这样就得不到应有的影响力，使得捐赠者不愿意再捐。毕竟这些人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自己一辈子花心血收藏的珍品能够传承下去，在文化上产生影响，令大众享受艺术的精华，分享收藏的乐趣。

    对于国内的收藏市场您怎么看？

    任道斌：现在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一批新贵，这些人玩收藏，各有各的动机。有些人是真心想把好东西收起来，但是更多的人是抱着升值的想法，认为收藏可以赚大钱，这种心态在社会上是占大多数的。真正从保护文化的角度去理解收藏、教育子女，甚至最后捐给国家的人，少之又少。当然，收藏之后自己出钱筹建博物馆，为自身宣传，扩大影响的人已不罕见。（杨琳 倪淑颖）